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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旭晨（華中科技大學學生）

　　逢年過節，很多年輕人最怕的就是親戚三問：今年多大了？有男（女）朋友了嗎？準備什么時候結婚？今年過年這樣的聲音也時不時出現，讓我還沒結婚的姐姐頗為頭疼，每到被問及的時候，表姐只能尷尬一笑，轉身去廚房幫忙。除了表姐，由于疫情不能回鄉的表哥也一直是大人們擔心的對象，表哥剛過30歲，用流行的觀念判斷，是標標準準的“剩男”一枚。

　　“剩男”“剩女”當然不是個例，而是一種現象，伴隨著這種現象的是濃厚的價值判斷。當這兩個詞出現的時候，更多的是對大齡青年“嫁不出去”和“娶不到媳婦”的調侃和戲謔。在現實的折射和媒體的強化塑造之下，農村剩男和城市剩女的概念更加被強化，并且總是與一些標簽捆綁在一起。

　　學者盧菲在《“剩男”“剩女”媒介形象建構差異研究》中提到一個觀點，媒介對“剩男”“剩女”的關注出現明顯的極端趨勢。高學歷、高收入、高年齡的城市“剩女”以及“低收入”“低學歷” “低素質”的農村“剩男”成為媒介建構的重點。我們總是看到媒體想讓我們看到的世界，忽略了農村“剩男”的多樣性，忽視了其學歷、職業、經歷給其帶來的不同身份。對于城市剩女也是如此，在習慣于用男性視角去評判女性的社會，“剩女”們的婚姻成為決定其人生的因素，外在條件成為衡量她們的標準。

　　許多城市的大齡女青年可以通過自己的能力獨立生活，很多是因為要求過高而不愿意“將就”，但農村的剩男的問題確是在婚姻中沒有競爭力。加之“重男輕女”的觀念長期存在，我國的男女比一直存在嚴重失衡，更加劇了這種現象。雖然通過國家的一系列調整和人們觀念的變化，這樣的現象有所好轉，但人口比恢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就像生態環境的還原一樣，需要在動態中平衡和改善。

　　我一直覺得，剩女是個偽問題，農村剩男可能才是真問題。現在輿論有一種趨勢，就是對單身極不友好，把單身當成了一種問題，在“集體催婚”“告別單身”“單身是錯”價值判斷中談論剩男剩女問題。有人批評當代婚姻的三大勁敵：已婚者不安心，未婚者不甘心，旁觀者太熱心。確實如此，從文學作品、綜藝節目、七大姑八大姨審視，很多人對單身的人太熱心了，閑得沒事，吃飽了撐的。其實社會對單身的想象很多都是錯的，很多單身者過得挺好，享受一個人的自由，不缺追求者。沒遇到合適的人，將就湊合著在旁人綁架下把自己給嫁出去然后在婚姻里纏斗，給孩子一個破碎的家庭，那才是不負責任的悲劇。單身怎么了？單不單應成為一個人的絕對隱私，就像現在不能隨便問別人收入、年齡一樣，也不能隨便問別人婚姻和戀愛狀態，向別人施加壓力。媒體也少用那些帶著歧視和壓力的詞語，創造一個尊重個人自由、友好的媒介環境。

　　作為自由選擇的單身，不是社會問題，要關注的是那些阻礙著自由選擇的社會因素，也就是“剩”的真問題。特別是農村剩男，媒體報道，農村光棍太多，除了“剛性剩下”找不到對象外，很多人卡在了結婚一環。彩禮、房、車，算下來確實不是一個小數目，如果不依靠父母，很少有適婚年齡的男青年可以自己承擔這些支出。加之男性數量多于女性，競爭越來越激烈，導致彩禮成為比拼的一環，給了許多家庭和青年巨大的壓力，也讓結婚越來越物質化。有媒體認為，男性在婚姻中的競爭并不一定是年齡的擠壓，而可能是有錢、有資源的男性對相對弱勢的男性的擠壓，在目前中國城鄉差異仍然存在的情況下，可以理解為城市男性對農村男性的擠壓，也可以理解為農村男性的“內卷”。

　　關注這些深層的真問題，比隨意拉郎配、以為隨便把男女作為“資源”撮合到一起就解決問題的“餿主意”重要多了。之前，有媒體發文《過年回鄉調查：有些農村娶媳婦要100萬》，采訪某專家，這專家開出一個滑天下之大稽的藥方：城市“剩女”多，農村“剩男”多，要促進城鄉人口雙向流動，可將農村“剩男”進行技能培訓，“輸出”到女性集中的行業和地區。如此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張口閉口“輸出輸入”，是把人當人嗎？這是對單身的另外一種不友好，對人的貶低。

　　想到我表姐和表哥，專家和輿論就放過這些年輕人吧，別那么熱身于他們的單身了。性別比、城鄉差別、彩禮內卷才是真問題。公域私域清楚分開，解決那些阻礙著自由結合的結構性問題，把作為私人問題的愛情婚姻留給私人，這是一個開放社會對年輕人應有的真誠、友好與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