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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5日上午，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大師班”正式開講，導演李安成為首位講者，主題為“東方表達與數字技術”。受疫情影響，現居紐約的李安以視頻連線的形式出現在眾人面前，接受了 “大師班”北京現場的主持人提問。《喊·山》的導演楊子、《春江水暖》的導演顧曉剛，作為從北京國際電影節創投項目走出的青年導演代表，也參與了此次訪問。

　　以下口述根據李安的回答整理而成。

導演李安以視頻連線的方式出現

　　在東西方文化間，“我們現在應該蠻有機會”

　　我大概在拍攝前五年看了《臥虎藏龍》這個小說，其中玉嬌龍的角色非常吸引我，就想拍一部這樣的電影。李慕白很像我，俞秀蓮很像我太太，玉嬌龍很像我心里面想卻不敢做的事情。我不想做小說的翻譯，那本身不太有意思，而且注定不會很成功——你怎么拍，大家都會覺得還是文字好。電影不能像小說那樣有那么長的篇幅，電影只有兩個鐘頭，影像非常直觀，所以電影不要做太大，而要精準地打造某一種感受，在結尾時讓大家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不能用筆墨形容。我通常都是從后面往前面鋪敘，為了達到那種效果，我需要鋪敘什么東西、丟棄什么東西。我不太注重小說細節，大部分改編的小說我只看一遍，我怕再看下去我會進入小說里。在業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則：你可以忠于一個小說，拍一個爛電影；或者毀掉一個小說，拍一個好電影。

《臥虎藏龍》

　　所謂人性中最讓我著迷的，最想表達的可能就是這種無可奈何的心情：你想做到最好，然后情況不太允許，這個沖擊來了，那個沖擊來了，還有你心里面兩個沖擊搞不定的時候，你怎么樣去努力？然后還是搞不定。我覺得那個時候最動人，真情流露的時候最動人，我最喜歡。（未來如果）再拍武俠片，我希望能夠呈現新的東西出來，可以更寫意、更抽象一點。

　　在我的生命里，在臺灣我是外省人，到了美國我是外國人。我們生活在一個現代社會，不止我一個人，所有人都受到中西文化、現在過去很多的沖擊，我們人就是一個混雜的東西。老實講，我的電影越拍越困惑。我的電影不是給人解答，而是我內心的一種解析，對我們日常生活的一種觀察、表達，而不是一種陳述，并不是說人生該怎么樣，而是把這些東西誠懇地表達出來。

　　我個人的感覺是東方尤其是東亞，是一個幾千年農業社會的文化形態：敬畏天地，尊重團體。人是非常渺小的，一個社會團體是非常壯大的，我們怎么樣在里面去體會，怎么去生存，這是我們比較關心的。東方非常講意境，在有意無意之間有一個似有似無的東西。你看我們的東方繪畫，人都很小，天地山水非常大，里面留白非常多。西方可能和他們游牧民族（的歷史）有關，征服性、侵略性比較強。個人決定怎樣改變世界，這個東西非常強，尤其是美國的電影，把個人的意志放得靠前。

　　中國文化長時間處于父系社會，當然現在有改變，至少在我的成長里面還是非常父系社會，父親代表的是一種社會的存在，父親要扮演好他的角色，不光是很霸氣的，他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對我們來講也是很重要的，我常常會用父親來表達社會的一些東西，里面有一些文化的特色、社會心態。拍完“父親三部曲”（《推手》《喜宴》《飲食男女》），自己該講的故事都講完了，我后面還在用父親的元素。

　　拍電影時，我們（東方人）會吃一點虧，因為故事好看嘛。現在就是要把我們習慣的東西、我們的強項，比如意境、似有似無的結構，還有崇敬天地的感覺發揮出來。我們現在應該蠻有機會。我不會有一個計劃說這十年要做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當我對一個題材感興趣時，它就是那時我最關心的人生議題，還有我對社會觀察的印象，所有內心的東西，都在題材上自然表達出來。

　　東方表達與數字技術如何融合？

　　講融合有一點沉重，表達不管怎么樣講，數碼也好，膠片也好，它就是一種媒介，你怎么表達你內心的景觀，你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東西，這才是重要的。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講，我對科技一點都不熟，電話我只會打出去，其它的什么都不會。我是非常老式的電影拍攝者，數碼也好，新科技也好，對我來講沒有很大的關系。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海報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我突然想拍的。在哲學思考上我不知道怎么樣突破，需要另外一個空間，所以我想用多加一個視角，來突破我想表達的這個題材。那是我第一次拍數碼電影，也是第一次接觸到立體的感覺。拍到一半時，我發現很糟糕，因為我知道的東西、我依靠的媒體，等于是我的信仰，突然之間好像瓦解了，我好像不知道該怎么拍電影。這個電影正好又難度很大，水、小孩、老虎……所有都是我不熟悉的。其實我和“少年派”沒有什么差別，（好像）和一只老虎在小舟上，在太平洋上漂流，就是那種很恐懼的感覺。

　　我發現我所有看的東西都不對勁，我相信的東西都在幻滅中，我等于是在大海里面要找一個島，必須要創新，必須要和這個科技達成一個協調，我必須要用它和觀眾溝通，把破滅的東西組合起來，讓它（影像與故事）能夠存在。所以，在這上面，我開始了新的探索，進入了新的空間。你知道3D和數碼，我現在發現人類的眼睛在腦袋里面解析這些影像的時候，其實心理活動是不太一樣的——我們的腦筋是在過去，是在一個西方建立的電影世界，是在膠片平面的那個表達上，這是我們熟悉的、所依靠的東西，好像一個信仰一樣，大家共通了語言。突然之間我們到了一個新的環境，所以我等于是在摸著石頭過河，我到現在還是，這10年間我又拍了兩部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雙子殺手》），我后面還有計劃，我覺得我還在一個初步的學習階段。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海報

　　《雙子殺手》海報

　　我和你們一樣非常困惑，只是我比你們經驗多一點，至少我知道電影這個東西必須要靠媒體（介質）才能夠把你內心抽象世界將心比心地傳達給觀眾，不管你是用繪畫、文字、膠片、數碼，還是立體的、平面的，你用雕塑也好，不管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你什么樣的表達，（媒體介質）都是你的依靠，你必須要和它產生一個很熟悉的依存關系，這樣你才能表達。

　　在數碼電影里，我覺得（影像質感）需要看得比較真切，你給觀眾的信息要豐厚一點。（這涉及到電影語言的變化），觀眾的腦子需求的信息比較高，我們所有的拍攝方式，還有我們準備的材料，都需要比較豐厚一些。之于演員的表演，當然也會受到影響。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時，我發現3D影像和2D的演員表演看起來不一樣，我非常困惑。3D電影中，演員表演不能那么夸張，不能那么平面地演，它的立體感要用燈光、攝影、化妝各種方式表達出來。他的表演方式必須更精致，更含蓄，他內心的層次要更豐富。還有他在無意識狀態里面透露一種捉摸不定的東西，攝影師也會捕捉下來，所以對演員的要求非常非常高。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我常常希望把不好的東西淘汰掉，好的東西能夠發揚。

　　2D影片大家已經做得非常好看，人類有過最好的一個東西就是電影，膠片電影，這本身已經是非常成熟的藝術。數碼、3D我們還在起步，它本身還站不穩，還在一個嬰兒階段。電影工業的確是一個固定的形態，要創新非常的困難，阻力非常大，比如說一個很小的事情為什么不這樣做，它背后其實有很大的原因，你要和整個工業界去斗爭，一個人是扭不過機器的，所以有時候吃了很多暗虧，很多血淚往肚子里裝，很難和人家講為什么走不通，為什么會拍攝變成那個樣子，有時候不光是媒體上面，不光是藝術和科技的問題，其實是你要和整個工業界、觀影文化去斗爭，非常困難。

　　我希望在電影表達上能夠更自由。就像我剛才講的，過去的（電影形式、形制）已經不太夠應付觀眾的需求。過去電影大約是兩個小時（片長）的規格，三幕戲，怎么樣去收尾等一套東西，大家看的習慣了，甚至我覺得也相當僵化了。我覺得可以有門路，不管是長短，還是表達形式，各方面都可以比較自由一點。

　　藝術家需要不斷發現自己的“惑”

　　孔老夫子講四十不惑，我想他講的是做人處世的道理。我作為一個藝術家，“惑”其實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覺得自己不惑的時候，電影就很乏味，就是在說教，不會很真誠。我比較相信老子講的“道可道，非常道”。做藝術的人，做電影的人，很重要的就是要真實表現自己，表現你搞不定的東西、困惑你的東西，你去面對它，這樣你才能夠面對，你自己都不能面對的時候，你怎么會讓別人面對？因為觀眾的眼睛很雪亮，他們看得出來。藝術家需要不斷發現自己的“惑”，然后表達呈現出來，真誠呈現出來，很精彩地用藝術表達出來，永遠不要放掉心里那個“惑”。之于所謂的舒適圈，這沒有標準答案，因為每個人的長處都不一樣。以我個人經驗來講，我最安全的舒適圈就是冒險，如果我不冒險就會非常焦躁不安，這是個很奇怪的心理。但這只是我個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是這樣，不能一概而論。

　　我有一個心情我很自豪，我沒有改變，我一直在找我純真的東西，最大的改變就是我越拍經驗越多，我搞不定的事情越來越少，題材的尋找越來越難，我覺得這是很大的不同。現在很大的不同是我的精力沒有以前那么強壯，我看事情不像以前那么傻傻的，會比較尖銳一點，有時候會有諷刺的東西想出來，這是比較大的改變。我過去年輕的時候眼睛看到的東西就這么去拍，現在年紀大了聰明了很多，我的記憶力、體力在衰退，本質的東西很難去抓了，因為人的本質就這么多。所以我覺得最好的能力發揮不錯的是永遠往前，不然觀眾會嫌棄，這會讓我非常的緊張。相反有種安全感，很奇怪。

　　國內青年導演讓我（感到）非常驚艷，一年幾百部（國產新片）里面有一百三五十部都是（新人導演）第一次導演，而且連續幾年都是這個樣子。第一部電影就表現非常精彩，勢頭非常的好，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么那么厲害。又年輕又精彩，（這樣的）創作勢力非常讓人受鼓舞。

　　一個革命性的時代可能會來臨

　　談到疫情對好萊塢乃至全球電影業的影響，我和大家一樣困惑，局勢非常困難。大家習慣在家里看電影，（之后）能不能再回影院是很難講的，我覺得未來最高端的影院可能會有生意，特別好的銀幕，特別好的放映狀況，觀眾進入電影院后會有一個特別好的體驗，這樣的（影院）還可以生存，一般的影院就比較困難。傳統影院的優勢在于它的儀式感和群體感，你必須要有足夠的誘因讓觀眾心甘情愿進去（影院），我們要接受挑戰，創作出新的東西，我是相信電影院的。

　　在遭受打擊的同時，（電影人）也必須要創新，大家必須要想新的辦法去拍片。很多年輕的朋友在現場，你們將來拍電影，和現在一個一個景這么拍可能會不太一樣，可能要接近動畫，可能又會更真實，我想一個革命性的時代可能會來臨，本來慢慢往那個方向在走，但是疫情把它推動得更快一點，這是我的猜測。但不管怎么樣，作為一名導演跟演員怎么講話，每一個鏡頭有什么功用，這都是專業（技能）。看到高層怎么講話？跟工作人員怎么講話？這些都是很基本的。還有電影的基本語法是什么樣的？怎么分場？這些功夫你要會，起碼要中上。如果你個人經驗不足，就要找人來幫忙，我想兩三部以后基本就走得通了。

　　VR的可能性很多，就我所知比如說會議、游戲等，這些都比較好發揮，在電影上面目前還很難講，當然VR可以作為一個背景，怎么樣讓觀眾進入一個VR的環境里面。我個人是拍戲劇電影的，所以我不希望觀眾在（VR設置的情景）里面……

　　在拍片方面，VR在虛擬部分可以幫忙，就是在你的想像中。比如說我在做《少年派》的時候，我不可能去排練一只老虎和小孩在海上漂流，還有帆船、沉船這些東西，我不可能去看到以后再做戲劇聯想，所以我必須依賴數學，就是虛擬一個狀況出來。現在VR的技術給電影界帶來很多這種方便，可以用動畫，把一個虛擬的東西即刻做出來，不要等很長一段時間，我想這個方面是很好的一個工具，大家都越來越普遍地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