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骨增高術是肢體延長術的俗稱，是一項有創傷的疾病治療技術，自2006年，我國衛生部門規定，嚴禁用于美容項目，但事實上，這種手術依然有人用于美容，在網絡上有不少人聲稱可以做這項手術。

　　2024年11月，《新聞調查》記者在網上聯系上一位“醫托”阿迪，提出想做斷骨增高，阿迪稱，他有合作的醫生，手術價格是12萬，并邀請記者前去面診，地點在福建泉州。

　　阿迪說，他推薦的手術主刀醫生姓孟，技術過關，是當地一家醫院的院長。由于屬于違禁手術，醫生都很謹慎，特別是前一段時間媒體曝光斷骨增高后，接手術的醫生就更加謹慎。

　　與孟醫生的相見要等到晚上，阿迪白天安排我們先去見一位“腿友”，這是圈子里對斷骨增高者的稱呼，阿迪說，他和“腿友”可以讓我們對這項手術有更多的認識。

　　這位“腿友”說，他的斷骨增高手術剛剛結束18天，也是阿迪推薦、孟醫生操刀，在經歷了術后一周的住院后，他在這里租了房子、請了保姆。現在他正在經歷手術后的脛骨延長期。

　　這位“腿友”原身高不到1米6，按手術設計，他的小腿將延長6厘米。對于這項國家明令禁止的手術，他說，自己從未猶豫過。

　　 在阿迪和“腿友”口中，斷骨增高是技術簡單、原理簡單的“小手術”，而在媒體報道中，它常被描述為“近乎自殘”“醫美邪術”。那么，斷骨增高到底是怎樣一種手術？是否有醫學原理作為基礎？又為什么禁止在健康人身上開展呢？

　　杜輝所在的北京積水潭醫院，也是國家骨科醫學中心，據杜輝介紹，利用肢體延長與重建技術，他們可以治療先天畸形、后天原因導致的肢體短縮、骨缺損等疾病，幫助患者實現雙下肢等長。

　　北京積水潭醫院足踝外科副主任 杜輝：這個學科的一個本質，從開始到現在，核心的哲學理念是組織牽拉再生。所謂的組織牽拉再生，就是在一定的應力刺激下，持續緩慢的牽拉下，它的人體的組織能再生。它不光是骨延長，實際上是包括骨也在內的這個骨膜、血管、神經、肌肉、皮膚都會隨著你的牽拉變長，所以真正應該叫肢體延長。

　　上世紀50年代，蘇聯醫生伊利扎洛夫受到自行車輪穩定結構的啟示，發明了環形外固定架，在用它治療二戰后骨病傷員的過程中，他發現了緩慢牽拉促進骨再生的現象，后來他提出“張力應力法則”，這被譽為20世紀骨科領域最重大的發現之一。

　　秦泗河是最早在中國介紹和應用伊利扎洛夫技術的醫生之一，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他用這項技術治療四肢殘缺畸形超過7000例。

　　然而，這項有著神奇色彩的技術，對骨科醫生來說也頗具挑戰，因為肢體延長術的技術特點和器械應用方式決定了它極易產生各類并發癥。

　　2006年之前，肢體延長術曾在我國廣泛開展，既用于畸形矯正，也應用于普通人的增高。當時，部分醫療機構不顧自身能力和條件，通過廣告大肆宣傳，招攬患者，很多手術失敗的案例引發了社會強烈關注。

　　2006年，當時的國家衛生部發布通知，要求肢體延長術必須在符合條件的醫療機構進行，必須嚴格掌握臨床應用適應證，適應證包括先天畸形、外傷、腫瘤、感染等原因所致的骨缺損或肢體不等長，以及因疾病引起的肢體畸形。不具備這些適應證的，嚴格禁止使用肢體延長術，嚴禁用于美容項目。

　　

　　

　　

　　 原本銷聲匿跡的斷骨增高術近年來為什么又重新出現？明知手術存在風險的情況下，這些“腿友”為什么還愿意鋌而走險？在衛生部門有明確禁令的情況下，為什么還有醫療機構會開展這項手術，它們又是如何開展的呢？

　　與阿迪約定的醫生面診時間是晚上7點半，他一再提醒，見面時間盡量簡短，不要提太多問題。記者按時到達約定醫院，阿迪帶我們進入后，直接上了四樓的病房，這時一位醫生出來迎接我們。

　　在記者表達了不急著拍X光片、要盡快面診的想法后，阿迪帶我們來到了四層最里邊的一間病房，他說，這里就是醫院為記者安排的術后住院病房。

　　等待醫生的這段時間，記者又提出對手術的擔心，阿迪則再次強調，這是一項簡單的手術。阿迪又嘗試用“人工智能”向記者解釋斷骨增高的風險問題。

　　隨后，阿迪向記者展示了他微信中的“腿友”交流群，幾個群的人數加起來已超過千人，而其中一個術后交流群，里面有兩百多個群成員。

　　據了解，像阿迪這樣的醫托在圈子內頗具影響力，他們建立的微信交流群是很多腿友開始接觸斷骨增高的關鍵平臺，當然，也是醫托攬客的重要渠道。

　　小方原來身高大約1米5，她說，自己從高中時就開始關注各類增高方法，想要長高是一直是內心的執念。

　　2020年，小方第一次接觸斷骨增高，在微信交流群里，一位叫“風箏”的醫托分享的術后視頻記錄，讓小方堅定了做斷骨增高的決心。

　　“腿友”小林也是通過醫托的各種微信群開始了解斷骨增高，在他看來，醫托在群里常以斷骨增高科普或個人術后分享的名義，夸大手術效果，淡化手術風險。

　　在隱秘的斷骨增高手術鏈條中，作為關鍵環節的醫托，一端連著具有強烈增高愿望的“腿友”，另一端則是“開發”能與其合作的手術醫生。

　　正如小方所說，記者在與阿迪見面之前，他沒有透露關于手術醫院和醫生的任何信息，甚至連手術地點福建泉州也是多次詢問后才松口的。阿迪最初是讓記者到廣州與他會合見面，基本確定做手術后才能來面診。

　　按照之前阿迪的報價，手術費是12萬元，全自費，不能走醫保，錢不直接給孟醫生，而是給他，要求最好使用現金。而在醫療流程上，阿迪說，是按照正常手術住院程序，只是要在X光片和病歷上做一些手腳。

　　以畸形矯正之名，行斷骨增高之實，這樣的方式小林也曾經歷過。2023年，小林最終決定做斷骨增高手術，他沒有選擇找醫托，而是在“腿友”的秘密推薦下，聯系上了所在省會城市三甲醫院的一位趙醫生。

　　小林提供的住院病案顯示，他入院時被診斷為“后天性膝內翻”。根據后來醫院的調查，醫生對X光片并沒有做手腳，只是改了病歷。

　　2024年，小林因并發癥等問題與主刀醫生趙醫生鬧翻，此后向當地衛生部門舉報醫院開展違禁手術，原本保持默契、暗中開展的手術浮出水面。根據調查，趙醫生曾先后為三人做了斷骨增高手術，小林是其中之一，手術還“走了醫保”，醫院表示，發現后院方已將醫保基金退回。那么，趙醫生是否和醫托有聯系呢？

　　醫院方面也稱，趙醫生是在患者反復央求之后才做手術的。但根據醫院調查，趙醫生此前并非沒有做這項手術的經歷。

　　由于斷骨增高在國內是違禁手術，醫托也一直在尋找國外合作機會。小方說，2020年前后，“風箏”等醫托就開始為土耳其相關機構進行宣傳引流，受他們影響，2020年，她與“腿友”一起，選擇遠赴土耳其做斷骨增高。

　　相比于美國、德國、韓國等發達國家，土耳其做斷骨增高價格較低，國內“醫托”也較早與當地中介機構開展了合作。

　　

　　

　　

　　 從渴望增高的腿友，到違規操作的醫生；從國內的灰色鏈條，到國外的中介機構；再加上無利不起早的醫托，所有這些因素，讓十幾年前就已明令禁止的斷骨增高術又再次成為媒體和社會關注的焦點。那么，接受手術的人后來經歷了什么？

　　并發癥？系統工程！

　　一見面，孟醫生對于做斷骨增高的態度似乎有些謹慎，但接下來，提到術后效果，特別是運動功能的恢復，他給出了相對樂觀的描述。

　　而當談到自己的手術技術，孟醫生則非常自信，在他看來，即便術后出現各類并發癥風險，他也完全有能力控制和處理。

　　醫院的介紹顯示，孟醫生是醫院院長、骨科副主任醫師，從事骨外科臨床工作三十多年，其中特別提到，他在國內較早應用“伊利扎洛夫”技術治療復雜性骨折、四肢骨不連、創傷性骨髓炎等。

　　而當記者更明確地表達想做增高的意愿時，孟醫生也更加積極。

　　孟醫生又展示了最近他做的斷骨增高案例，包括患者術后的X光片、他與患者的微信聊天記錄等。面診的最后，孟醫生再次表明了他的態度。

　　據了解，這家醫院是一家以骨科為特色的二級綜合醫院。在這樣一家醫院，秘密進行一項違禁手術，醫生的手術技術是否過關，并發癥到底能否有效控制和處理，術后能得到應有的保障，用“腿圈”里經常說的一句話，這就像是一場賭博……

　　2023年初，選擇在三甲醫院做手術的小林，滿懷著對增高6厘米的期待，進入了脛骨延長期。然而，讓他沒想到的是，剛過一個多月，他的腿就出現了問題。

　　據專家介紹，這樣的關節功能問題是肢體延長過程中容易出現的一種并發癥。大腿的股骨延長易出現膝關節僵硬，小腿的脛骨延長則容易發生足踝畸形。

　　杜輝說，臨床實踐中，對于有適應證的單側肢體延長患者，關節僵硬這樣的并發癥通常可以預防或及時處理，但需要醫生與患者之間的緊密合作。

　　北京積水潭醫院足踝外科副主任 杜輝：第一依賴于手術技術，手術技術需要能給患者一個盡可能小的疼痛感，讓他去鍛煉關節。第二個患者要知道手術之后，他需要去配合做康復訓練。第三個是康復師需要知道患者術后的康復需要哪些要點，所以三者都得配合在一起，否則這個手術以后就非常容易出現關節功能障礙。

　　根據采訪到的信息，我們很難判斷小林出現關節并發癥的直接原因，趙醫生的手術操作、小林術后的康復訓練、延長速度等都可能導致這樣的結果。但可以確定的是，術后，趙醫生與小林之間沒有建立起相互信任和緊密配合的醫患關系。

　　

　　小林說，手術后趙醫生態度冷淡，而在出現關節并發癥后，也沒有及時采取措施。小林認為，趙醫生在術后逃避責任、拖延時間。

　　但趙醫生并不認可這樣的說法，在回復記者的短信中趙醫生說：“他在我們醫院做了手術之后，非常好，他有點心急，又去了另外一家民營醫院。”

　　對此，小林認為，自己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去了第二家醫院。2023年4月，為了解決關節并發癥，小林到另一家醫院就醫，進行關節修復，也就是做二次手術，他本以為可以改善狀況，但未承想又出現了問題。

　　過去兩年里，小林的生活徹底改變，他的雙腿長短不一，膝蓋和腳踝經常疼痛，無法長時間走路，更不能長距離跑步和劇烈運動，他說，現在主要的運動方式是腳踏車和原地踏步走。

　　小林：后悔啊，肯定后悔啊，要知道這個手術后期的并發癥這么強，肯定不會去做。

　　事實上，肢體延長術的并發癥發生率到底有多大，不同的隨訪研究結果有非常大的差異。其根本原因是，它的并發癥發生率與手術醫師臨床經驗和是否全程管理密切相關。專家認為，肢體延長是一項系統工程，而且非常依賴醫患的相互信任、協同配合。

　　那么，發生并發癥后是否能有效控制呢？2021年和2024年，杜輝先后發表論文，對積水潭醫院此前開展的有適應證的27例大腿延長和10例小腿延長案例進行隨訪和研究，結果顯示，肢體延長的各類并發癥基本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北京積水潭醫院足踝外科副主任 杜輝：大部分的這個并發癥都是能夠通過術后早期發現、早期處理，能夠把它扼殺在一個萌芽狀態，大部分患者是不需要二期手術再去處理的，但這個前提仍然是建立在醫生、患者、康復師，在一個密切協同的這種狀態下。

　　杜輝說，這項隨訪是針對有適應證的患者，他們不是增高，而是為了治病，患者依從性更好，同時各方面醫療條件完善。而對于處于違禁狀態的醫美性質的斷骨增高而言，暗中開展的手術幾乎無法保證全程管理，這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在秘密進行的情況下，出現并發癥風險大幅增加，也很難及時有效地控制處理。

　　杜輝告訴記者，近年來，他也接診過一些國外做斷骨增高后出現并發癥的患者，他們往往是延長期的術后管理出現了問題。

　　選擇去土耳其進行斷骨增高的小方，如今就悔恨不已，手術后發生的多種并發癥，給她的身心造成了深深傷害。

　　2021年初，小方在土耳其的醫院做了斷骨增高手術，脛骨延長了大約6厘米，在經歷了漫長的延長期、拆除了外固定架后，當年7月，本以為一切順利的小方，突然出現了右腿嚴重感染的情況。

　　面對突如其來的并發癥，小方說，無論是遠在國內的醫托“風箏”、當地機構老板，還是手術醫生，都不愿積極治療。當年9月，小方被確診為慢性骨髓炎。

　　小方說，由于中介機構和手術醫生之間相互扯皮推諉，延誤治療，她的病情反反復復，傷口過了6周依然沒有愈合。最終她選擇了回國治療修復，一場為了增高夢想而進行的國外冒險，以出現多種并發癥的結局收場。與她一同出國做斷骨增高的“腿友”不少都出現了并發癥，而即便沒有并發癥的人，在斷骨增高手術后，腿部功能也難以恢復到原有水平，運動能力下降等問題，又給生活帶來新的困擾。

　　小方：你前幾年可能會覺得身高可能讓你會更自信，或者是穿衣服變好看，但是其實每天你的腿都難受。我覺得每天睡覺都很難受，所以還是會后悔做了這個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