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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活動，有效維護公民人格權益和正常網絡秩序，根據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及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有關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起草了《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正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意見反饋截止日期為2023年6月25日。

　　對于此次公開征求意見的“懲治網暴20條”，有多少青年在關注？他們有哪些意見和期待？中國青年報社在《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發布后的第一時間，通過專業調查平臺對青年受訪者進行了問卷調查，圍繞防治網絡暴力收集青年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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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辱謾罵、信息騷擾、隱私泄露……如今，網絡暴力正以各種各樣的形式侵擾我們的生活，由此帶來的影響從未斷絕。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起草了《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現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對此，你關注了嗎？

　　上周，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wenjuan.com），對1000名青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61.8%的受訪青年關注了《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其中23.3%已經提出了意見，還有35.5%的受訪青年準備了解。88.1%的受訪青年期待對更多嚴重網暴行為提起公訴。防治網絡暴力，93.9%的受訪青年認為平臺應當守好第一道防線。

　　    68.1%受訪青年期待在被害人提供證據確有困難時，公安機關提供協助

　　今年5月，深圳25歲女孩駱亭安收到朋友轉發來的一條視頻，打開后發現，自己所說的話被人拼接、歪曲，這條視頻的播放量已超過百萬，評論區涌入了大量網絡謾罵與攻擊，這些言論也對她的生活造成了影響。然而當她憤怒地向生產該視頻的自媒體公司發出律師函時，對方的態度卻讓她更為憤怒。“他們完全不在意，反正流量已經有了，真要走法律程序，他們只要下架視頻再跟我道歉就沒事了。但對我來說，訴訟程序太漫長了，光是出律師函就用了兩天，其間我看著視頻播放量從幾千直接飆到百萬。”

　　“我連維權的第一步要往哪里走都不知道。”福州的90后教師張魏璐表示，網暴往往是個愈演愈烈的過程，等到需要維權時，自己已經受到了很多傷害，“要花金錢、時間，這些成本都讓維權變得很難”。

　　普通人面對網絡暴力想要維權，存在哪些難點？調查中，近七成（69.6%）的受訪青年表示在網絡匿名情況下，難以找到網暴者，64.2%的受訪青年指出耗費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極高，55.3%的受訪青年認為收集證據難，52.7%的受訪青年指出立案難，訴訟程序不暢通。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李小曼說，通過網絡實施的辱罵、誹謗等行為通常屬于自訴案件，需要受害者自己收集證據。但在網絡上，搜集證據非常困難，不少被網暴者在尋求法律幫助時，遇到的最突出問題就是無法獲得施暴者的真實姓名。

　　近日，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起草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中指出，暢通訴訟程序，及時提供有效法律救濟。《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還提到，落實公安機關協助取證的法律規定，加強立案監督工作。調查中，68.1%的受訪青年期待在被害人提供證據確有困難時，公安機關提供協助，66.1%的受訪青年期待加強立案監督工作，應該立案的及時立案。

　　“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比如很多信息會被刪除或者沒有辦法搜集到，如果公安機關可以協助取證，一是能更迅速地掌握信息，二是能起到威懾作用。”就讀于某高校新聞學專業的研一學生王芷青說。

　　李小曼表示，法律的有效性不僅在于懲處力度，還在于懲處的及時性和不可逃避性。她認為，《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意義重大，比如明確了對未成年人、殘疾人等群體的保護，強調了平臺的責任，也對網絡暴力的行為表現、社會危害、法律救濟等方面予以確認，對立案難、取證難、公訴難等問題提出針對性的破解途徑，是懲治網絡暴力道路上的關鍵一步。

　　    88.1%受訪青年希望對更多嚴重網暴行為提起公訴

　　《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中指出，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實施侮辱、誹謗犯罪，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應當提起公訴。對于網絡侮辱、誹謗是否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應當綜合侵害對象、動機目的、行為方式、信息傳播范圍、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判定。調查中，88.1%的受訪青年期待對更多嚴重網暴行為提起公訴。

　　王芷青認為，公訴的方式體現了懲治網絡暴力的力度，“網絡暴力雖然很多發生在虛擬世界，但確實會影響到普通公民的生活，甚至可能會危害社會秩序，需要在法律層面被重視。”

　　“這份文件是對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的一個指引，也是對人民群眾的一次教育。”在廣東從事法律相關工作的江大橋（化名）認為，《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中關于提起公訴的條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示受害者和相關機關，可以通過哪些方式來懲治網絡暴力，“也體現出對懲治網絡暴力行為的重視”。

　　駱亭安也非常期待對更多嚴重網暴行為提起公訴，“我覺得很多網絡暴力受害者，可能因為訴訟流程繁瑣、周期長而放棄維權，如果提起公訴的時效性更強一些，比如開設網絡暴力的專門通道，可以讓更多的人在被網暴時能積極維護自己的權益。”

　　《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中指出，網絡暴力行為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訴訟。調查中，88.7%的受訪青年期待以公益訴訟方式，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對于《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中提到的幾大網絡暴力違法犯罪行為，受訪青年期待嚴懲網絡侮辱（84.9%）、網絡誹謗（74.1%）、侵犯公民個人信息（64.0%）等行為。此外還有：線下滋擾行為（44.4%）、借網絡暴力事件實施的惡意營銷炒作行為（41.6%）等。

　　駱亭安表示，“線下滋擾”是她最不能忍受的行為，“比起網上的惡評和騷擾性的私信，我覺得更可怕的還是網絡暴力會影響到我的工作甚至家人，這讓我更無法接受。”

　　“我覺得這些行為很多時候并不是單獨發生的，而是在一個鏈條上相互關聯或同時發生的。”王芷青說，她最期待嚴懲“線下滋擾”和“網絡誹謗”行為。

　　    93.9%受訪青年認為平臺應守好防治網暴第一道防線

　　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德良表示，網絡上信息傳播的成本極低，導致控制后續傳播的成本很高。“比如我們在網絡上發了一篇文章或一張圖片，想要撤回來，但也許別人已經截屏或在其他渠道傳播了。所以針對網絡暴力要有事先的防范措施，這離不開平臺的參與”。

　　調查顯示，防治網絡暴力，93.9%的受訪青年認為平臺應當守好第一道防線。74.1%的受訪青年期待對平臺為追逐流量的推波助瀾行為，依法追究責任。

　　“我認為要對平臺有更多規范。”張魏璐表示，很多時候平臺為了流量罔顧用戶的合法權益，“雖然有些視頻涉及網絡暴力，但因為流量數據太好了，即便很多人投訴舉報，平臺也不會輕易把視頻下架”。

　　劉德良認為，平臺應該承擔事先審查的義務，及時發現一些侵權信息，“治理網絡暴力要遵循既要打擊、也要防范的思路”。

　　江大橋認為，平臺首先要對信息進行審核，比如涉及黃色、暴力和個人隱私的信息絕對要禁止；其次，對一些涉嫌引發爭議的信息，平臺應提前介入。

　　“我覺得現在平臺的管理也在不斷完善，比如對一些關鍵詞的屏蔽和預警，或者是對某些賬號的封禁。”駱亭安說，盡管視頻的傳播對她造成了一定影響，但某天當她再次打開評論區時，竟然發現一些不好的評論明顯減少了，“好像是平臺進行了識別和屏蔽”。

　　調查中，78.9%的受訪青年認為平臺應對輿情進行實時監測，建立網暴相關輿情的應急舉報機制，64.0%的受訪青年建議強化實名機制，讓違規賬號可懲處可追蹤。受訪青年認為平臺應承擔的責任還有：為網民提供投訴或者舉報渠道（62.6%），建立網暴預警預防機制，加強內容識別預警（62.0%）等。

　　劉德良認為，《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中，針對維權難的各個方面提出了針對性的破解途徑，為我國依法治理網絡暴力提供了更為明確的依據。但在落實過程中也要避免被濫用，要注意不能把網絡暴力的概念隨便擴大，不能把社會公眾正常的輿論監督和批評都視為網絡暴力。

　　除了平臺責任，王芷青認為也應該給予網暴受害者更多心理疏導，“比如設立專門的心理門診，進行有針對性的安撫和治療等”。

　　受訪青年中，00后占20.3%，95后占19.8%，90后占34.2%，85后占15.0%，80后占10.7%。一線城市的占38.8%，二線城市的占37.7%，三四線城市的占18.6%，縣城或城鎮的占3.3%，農村的占1.6%。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吳欣宇 記者 王品芝 實習生 楊萬淑 丁香雪鈺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