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初，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法官張雪薇接到一個電話，一樁勞動爭議案件當事人充滿感激：“張法官，謝謝您！我想給您送一面錦旗，表達一下感謝。”

　　事情要追溯到今年年中，張雪薇受理了一批特殊的勞動爭議糾紛——8名原告當事人曾就職于同一家新媒體公司、在同一時期離職，解除勞動關系的理由也相同。

　　此前，他們都在這家公司從事網絡直播相關工作，崗位涵蓋編輯、主播、后期、商務等。2023年下半年，公司相關負責人稱受直播行業激烈競爭的影響，公司需為員工調整薪酬。勞動者雖然表示了反對，但公司仍執行了降薪方案，后勞動者申請勞動仲裁，要求公司補足工資，并支付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等。大興區勞動仲裁委員會作出裁決后，公司和勞動者均起訴至法院。

　　張雪薇撥通了該案被告代理人的電話，對方卻不同意調解。從案情來看，勞動仲裁結果沒什么大問題，調解結案對公司也有利，為何拒絕？

　　她又打電話給原告。8通電話中，這些勞動者訴求各異，但均拒絕調解。張雪薇開始準備開庭事宜。

　　就在法官助理告知該公司代理人開庭時間時，這名代理人卻急著問∶“如果判決下來，是否能上訴？”

　　這讓張雪薇很詫異∶“還沒判決，你怎么知道會不服判決結果呢？”

　　“您快判吧，我好上訴！”電話那端說道。

　　張雪薇感覺到，該公司可能并不是對裁決不服，而是通過訴訟的方式拖延支付款項。她還得知，涉及該公司的勞動糾紛不止這8起，還有幾名勞動者剛剛申請勞動仲裁，仲裁案還沒開庭。

　　“如果付款有壓力，可以與勞動者溝通，爭取對方的理解，看看在時間上能不能予以寬限。”聽到張雪薇這句話，先前堅決不同意調解的公司代理人，立刻轉變了態度。

　　大約一周后，公司代理人表示，領導同意調解，可以賠償勞動者仲裁金額的80%，但需要分期支付，到明年3月付清。

　　張雪薇把調解方案先告訴了其中3名勞動者，勞動者堅決不同意，“公司是強制降薪，現在還在招人，絕不是資金短缺”，并稱要申請財產保全。

　　企查查信息顯示，該公司屬于科技型中小企業，也是高新技術企業。

　　“由于公司股東構成比較復雜，如果僅與其代理人電話溝通，很難達到效果，必須組織現場談一次。”在張雪薇的溝通下，雙方同意進行現場調解。

　　調解當日，8名勞動者均到場，該公司的人力、法務人員及一名副總經理到場。為了爭取一次性案結事了，在征得公司同意后，張雪薇還將兩名正在等待仲裁結果的勞動者一并約至法院。

　　原來，雙方主要爭議在于，公司希望所有勞動者的賠償金，無論勞動仲裁裁決金額大小，調解后，都按照同一標準履行，但部分裁決金額較大的勞動者不同意。

　　隨后，張雪薇根據勞動者意愿，現場制作了表格，計算各種方案的賠償結果，明確分期給付的金額。有了這份“保姆”級清單，公司明確了自身能夠承受的限度，勞動者聽取了公司解釋后，也理解了公司資金方面的壓力和困難。

　　6個小時后，調解方案終于達成。

　　最終，8名勞動者同意撤訴，兩名仍在仲裁的勞動者也同意按照確定的方案與公司和解。公司代理人當場表示，將會按照本次庭審確定的方案與尚未提起仲裁的其他勞動者溝通和解，爭取不再引起新的勞動爭議案件。

　　“能按時拿到錢才是最大的成功，對勞動者和公司來說，是雙贏。”張雪薇說，該案從收案到調解結案，歷時約三個月。“如果開庭出判決，可能節省一半的時間，效率上肯定要比現在高。但只有一紙判決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努力達到案結事了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