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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鳥日晷”屹立在學校入口處，象征著這所大學的創新基因和科學探索精神。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供圖

　　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開展項目式學習。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供圖

　　學生佩戴可穿戴設備，在“元宇宙”里探索。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供圖

　　編者按 根植于南沙科學城的創新土壤里，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這所1.1平方公里的教育“特區”，正在打破傳統高等教育的思維理念、組織架構、運作方式，展開一場教育的“冒險之戰”。一群教育夢想家要在新土壤里開拓一片教育模式的原野，打造一個具備示范意義的創新人才培養的新樣本。

　　非知之難，行之惟難。教育模式的創新只是踏出了第一步。隨之而來，還有管理體系、師生評價體系以及學生的就業發展銜接等一連串現實問題亟待解決。一系列大膽的創新已然開始。我們將持續關注這場改革，也期待港科大（廣州）能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一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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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快樂的事，莫過于為理想而奮斗——作為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的“總工程師”，一位曾在美國、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從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長達40余年的著名學者，校長倪明選從創辦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那日起就明白，這所學校地處粵港澳大灣區的地理幾何中心，銜接著大灣區蓬勃發展的強勁動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熱土之上，新學校的使命是要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一場獨一無二的高等教育改革。

　　兩度計劃退休，卻再接重任。一所要重新描繪全新的、融合學科新架構的大學從南沙“破土而出”。南海之濱、獅子洋畔，倪明選找到了交叉學科建設改革的一股新力量。

　　這位“教育夢想家”說：“中國需要創新培養，需要高端人才。”

　　使命感召之下，多位教育夢想家從全國各地奔赴而來。吳景深曾輾轉多地探索融合學科的可行路徑：在香港科技大學深入參與跨學科課程的設計與實施，在西安交通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聯合學院擔任創院院長。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這位教授敏銳發現，進入人工智能時代，“如今面臨的問題并非單一學科所能解決”，交叉學科建設是必經之路。

　　2021年2月，吳景深任職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副校長，主管教學改革。那時，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的校址上已經打下了第一根工程樁。

　　隨后，進入最新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的34位教授匯聚而來，210多名曾在世界知名學府學習或從事研究、教學的人才被高等教育改革“特區”的使命吸引而來。

　　在國家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南沙賦予重要的戰略定位的“沃土”之中，汲取了香港科技大學過去30多年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經驗，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從誕生起，便承載著重要使命。教育部在批準設立港科大（廣州）的文件中明確指出：“學校融合內地與香港優質教育資源，探索前沿交叉學科建設，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對于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創新型人才，推動我國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促進內地與香港教育融合發展，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具有積極意義。”

　　一所沒有院系之分的大學

　　像是一列鳴笛、高速運行的新列車，從起點站便選擇了一條嶄新軌道，一路指向交叉學科融合方向，立志抵達世界第一所融合學科大學的目的地。

　　地處廣州南沙的慶盛片區，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沒有采用“學院”和“學系”的辦學軌跡，而是搭建了“樞紐”和“學域”的學術架構，設置功能、信息、系統、社會等四大樞紐，又在樞紐之下設置不同的學域。

　　全新的高校組織架構已然打破了傳統學科的邊界，構建起一個知識融通的“新世界”。

　　吳景深解釋，“樞紐瞄準人類會遇到的系統和信息的長期性問題。學域則是瞄準人類中短期會遇到的科學問題”。

　　以信息樞紐為例，樞紐下設人工智能學域、計算媒體與藝術學域、數據科學與分析學域、物聯網學域。“樞紐”就像列車之中的核心站點，保證改革發展的穩定性；而“學域”就像站點之間的臨時停靠點，為應對中短期世界科研需求的變化，“學域”可以隨時取消，并重新組合建構。

　　以功能樞紐為例，為解決能源開發與資源保護的階段性目標，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可以設置能源環境的學域，讓被打散的人才資源重新組合，集中解決人類的能源問題。而問題被階段性解決后，人才資源又被重新釋放。

　　“樞紐”和“學域”的概念打破了傳統的高校架構，取消了因學院設置而天然形成的人才流動壁壘。學校建設者們希望，借助此學術架構打破高等院校無法根除的“病灶”。

　　改革者們的發言大膽而又尖銳。改革者們發現，困于傳統的學科模式體系之下，跨學科合作受到體制、資源、人員分配、評價體系等多重阻力。在探索新工科建設，加快產教融合、科教融匯的戰略性目標下，學科內部架構成為系列改革中最大的阻力之一。放眼世界，多所高校都在尋求學科交叉和人才培養的最優解，但“就像散落在天空上的星星，沒有形成燎原之勢”。

　　如何破、如何融、如何改？這或許很難在舊有體制下找到答案，或許需要一個“從0到1”的新架構來打破僵局，用新范式推動高等教育的革命式發展。

　　教育夢想家遇到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好機遇。天時，即在創新力量驅動社會發展的時代下，中國迫切需要高層次創新的人才；地利，即身處粵港澳大灣區，春潮排浪千帆競，《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的出臺讓這里形成了人才和科技創新資源集聚的“強磁場”；人和，即管理者、教授們同頻共振，為建設一所創新性大學而共同努力。

　　吳景深說：“要做一個全球都沒有做過的教育探索，走出一條人才培養、科技創新、產業轉化的創新之路。”

　　一張重新布局的“人才拼圖”

　　入職之前，50多歲的教授鄭君瑜問校長倪明選一個問題：“我已經這把年紀了，重新開始是不是晚了？”

　　倪明選回復他：50多歲自己才從美國歸來，如今到了退休的年紀，70多歲才開始創辦香港科技大學（廣州）。聽到回復，鄭君瑜頗受震撼。

　　在鄭君瑜的履歷表里，羅列著一系列重大項目：“十四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大氣與土壤、地下水污染綜合治理”重點專項“粵港澳大灣區二次污染與氣候變化協同應對的綜合防控技術示范與實踐”項目首席科學家，“十三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珠三角PM2.5和臭氧協同防控與精準施策”項目首席科學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重大儀器研制項目“便攜式機動車尾氣排放甲醛和亞硝酸實時測量系統”負責人。

　　在學術研究上，鄭君瑜入選了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的最新榜單。

　　接到邀請時，鄭君瑜不得不承認，離開了原有的積累，在新平臺重新開始，確實是一個重大挑戰。但比風險挑戰更能打動他的是——這所學校正在交叉學科融合的教育探索中進行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改革。

　　這位頂尖科學家見證了國家在科技體制改革上快速發展的歷史進程，也深刻認識到在原有框架內實現學科融合的局限性。在鄭君瑜看來，交叉融合不能只停留在學院名稱的變化，而要扭轉傳統學科觀念和打破學科壁壘，讓不同學科的高層次人才能夠聚在一起，共同解決前沿性科技問題。

　　“學校融合創新的學術架構與我對科研創新的思考方向一致。”走出了熟悉的環境，鄭君瑜將此經歷定義為“再次創業”，重新在新平臺組建實驗室，重新構建和培養研究團隊。

　　在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沒有了學院的概念，教師的辦公室被隨機分配，讓不同領域的專家們成為“鄰居”。一條長長的走廊打通了整個校園的辦公室，從建筑形態上來看，這已經是一個學科完全融合的教學科研之地。

　　“我想打破以前的研究范式，突破以前的思維局限。”鄭君瑜提到，“對我來說，在新學校里就是不斷地突破自己原有的認知邊界，挑戰自我。”

　　在這個過程中，鄭君瑜時常感到新理念、新體制、新環境所帶來的驚喜。在辦公室旁，有從事計算機、城市治理、數據科學研究方向的教授。日常交流之中，大家發現彼此之間合作的機會不少，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本領域問題的解決。

　　鄭君瑜說：“未來，想做一些激動人心、有廣泛影響力的科研項目。”

　　在自由探索的獨立PI（Principal Investigator的縮寫，首席研究員）文化和有組織科研并存的模式之下，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不為追求排名而對教授下達任何硬性科研指標。校長倪明選強調，不看重老師發表論文的數量，而是看重老師在學術方面的前瞻性和影響力，真正實現“科學有高度、應用有前景、社會有影響”。

　　為向全球的人才拋出“橄欖枝”，招聘期間，倪明選幾乎每天都通過電話或者網絡同世界各地的人才對接。學校成立了學術人員招聘委員會，完善招聘要求。

　　吳景深把招聘行動稱之為“人才拼圖”，即在宏觀規劃之下，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在制定崗位時，根據學術架構拼圖去尋找研究領域對口的優秀教師。

　　“一進來，學校拼圖上就有一部分需要此領域專家，這部分又是該專家研究多年且感興趣的內容。”吳景深提到，從招聘端起，學校就讓教授的特長和目前的樞紐架構完成了很好的融合。

　　在整塊人才拼圖上，實驗室資源的規則也被重新制定。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目前設置了15個中央實驗室，包括元宇宙建模實驗室、生物科學中央實驗室、地球和環境系統中央實驗室等。中央實驗室的分配不受教授的身份、地位的影響。所有的平臺以完全開放式的形式運行。在項目驅動之下，不同學科人才可以交流合作，共同啟動平臺的運轉。待項目運轉完畢之后，空間和資源被釋放，人才可以重新排列組合。

　　“并非一定要跟著學術大咖做事情。”藍圖設計者的意圖是，防止資源固化，最大限度發揮每一個人的才華。

　　重學“教書”的老師們

　　在一個新組織體系里，教書的技能正在被解構、再重構。

　　從北京大學畢業后，郭嬌到哈佛大學攻讀教育學博士，此后她在一家研究機構做過執行院長，后又在華東師范大學任教。如今她來到了南沙，成為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的一名老師，并擔任教學發展處處長，參與教師培訓等工作。

　　見證過傳統高校的教育模式，也曾在一家機構展開過大規模的高校畢業生就業調查，郭嬌說：“這里正在進行一場教育實驗。不設置院系之后，就對高等教育的組織架構提出了挑戰。”

　　在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教務處主要負責學生信息管理、各類注冊及學術進程管理。更讓人意外的是，以培養學術型研究生的“紅鳥碩士班”為例，老師們會提交課程教案，附上每一節課的授課思路和評價標準。到了每周的教學會，“紅鳥碩士班”的掌舵人吳景深會仔細地一一閱讀教案，并在會上給予點評。

　　“若老師無法轉變傳統教育思維模式，那學生就不可能具有交叉學科的思維。”吳景深說。

　　所有加入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的教師，都必須完成一學期的教學培訓課。

　　教老師上課并非一件容易事。校長們會邀請優秀講師上臺展示，或自己站在講臺上，給入校的新老師做教學培訓。有時，倪明選親自坐鎮，帶上筆記本，聽培訓后的考核課，觀察臺下老師們玩手機的情況。在多次會議上，倪明選曾強調，要對讀PPT的老師們打不及格，要讓這類教師重新學習如何教書。

　　“以學生為中心”成為衡量老師授課的一把“尺子”。在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對老師的評價標準中有這樣一條規定：全校的老師需要一年至少為本科生或“紅鳥碩士班”的學生教授一門3學分的課。以“紅鳥碩士班”的雙周報為例，在課程開展后，每兩周，學校的電子教學檔案將會記錄學生對課程的反饋，并展開跟蹤與回訪，了解學生對課程的滿意度。

　　“教學改革中的重頭戲是教師。”倪明選認為改革還需要再加把力，探索新方法、新手段，通過多種方式鼓勵老師展開引導式教學，開展跨學科合作。

　　“不能用過去傳統思維的老師來教未來的學生。”吳景深明白，改革越是行至深處，越是艱難。但在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改革者們很堅定——如何“教”老師上課的探索不會停止。

　　“千人千面”的學生課表

　　教育理念的創新帶來了教學方法的轉變，也帶來了課程模式的變革，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在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本科生的課程表可以在一定范圍內“DIY”。作為該校首批本科生，2023級本科生劉博文找出一張課表，里面包括批判性思維和數據素養、數據結構等課程。學校開設了人工智能、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智能制造工程等三個專業，對本科生實行“大類培養”。學生就讀的前兩年不分專業，等到大二結束時學生根據自身意愿選擇專業。

　　在學校，也有一種說法將學生課表的“DIY”稱之為“課程知識模塊超市”。根據本科專業的基本要求，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為本科一年級同學提供涉及底層思維的通識課，以及不同層級的基礎課程。學生可以參考學習路徑建議，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專業課排列組合，形成專屬課表。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本科畢業證一樣的同專業學生，或許課表上的差異會十分明顯。

　　“融合學科到底是什么？”起初，剛入校的劉博文也不明白。與老師交流之中，劉博文發現智能制造領域的一位老師正在做納米材料的研究，但這位老師總是和生物領域的老師交流探討。后來他在觀察中發現，結合了生物學的納米絲線可以由微型機器人操作，成為處理患者傷口的優質材料。

　　“一個學科里的內容，放進另一個學科會再次煥發生機。”和其他學校的同學交流起來，劉博文能說出不少融合學科的趣事。

　　今年暑假，劉博文留在實驗室，跟隨學術導師一起參加科研實踐。在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實行“五個一”的方案，即本科一年級的學生可以與教授“1+1”組隊，進入一個實驗室共同制定一個課題研究，在項目完成后通過海報或樣品，展示一項科研實踐成果。

　　倪明選表示，學校設立校級層面的“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本科生科研項目”，將對科研人才的培養前置至本科一年級，打造培育科學家的搖籃。

　　6月，在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教學樓的一樓電梯旁，貼著一張科研項目公示單，內容涉及了人工智能、教育、醫療等多個領域。等待電梯的師生大多會停下來看一看。

　　科學探索者們在融合大樓之中穿梭，創新的強磁場正激發無數智慧頭腦的火花。對科學的啟蒙、追求在這里交融、錘煉、鑄就。

　　讓碩士生在項目里做“思維體操”

　　今年6月，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第一屆畢業生走出了校門。畢業時，“紅鳥碩士班”的林子博團隊階段性完成了“重塑盒流”項目。他的畢業季和其他高校畢業生不一樣，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了“跑”項目的路上。

　　他跟媽媽的聊天記錄里大多是出差的報備信息：“媽，這周去東莞跑工廠了”“這周去找設備了”“我去看材料了”。

　　林子博覺得學校里“最酷”的理念是，“他們不會用傳統學科思維去數一數學生發了多少文章”。

　　這種教育理念也改變了林子博的思維方式。他對如何組團攻破科研項目感興趣，對科研項目成果如何落地市場更感興趣。林子博說：“學習不再是單純為了‘學’，而是為了‘學以致用’。”

　　兩年過去，“紅鳥碩士班”林子博團隊建立了“重塑盒流”的項目雛形，將無線射頻識別技術應用到工業物流領域，通過將資產信息數字化，物流周轉箱進行循環管理，幫助企業實現降低成本、減少碳排放。帶著項目外出交流，在與外校老師的對話中，對方評價他們：“這一批學生是真正在做研究的。”

　　用項目制方式培養碩士生，“紅鳥碩士班”的教育模式展開了一場根本性的改革。“紅鳥碩士班”突破傳統碩士生招生的專業劃分模式，讓所有學生圍繞“未來醫療健康保健技術、可持續生活、智能工業化”這3個人類面臨的重大課題，覆蓋16個學域，進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活動。以項目為牽引，前6個月為學生的自由探索期，讓學生在聽講座、與教授交流之中，找到感興趣的學域和項目。而此后18個月里，則讓不同學科的同學組隊完成科研項目。

　　此外，香港科技大學（廣州）設計了“學術+項目+企業”三導師制度，讓企業來當“出題人”，聘請在企業工作過的人員擔任項目導師，讓頂尖科學家提供學術理論指導。“紅鳥碩士班”還通過開設“紅鳥鳴智論壇”、紅鳥學創空間“可持續化智慧生活創新大賽”等活動，讓企業家“走進來”，還讓學生“走出去”到企業參訪學習。

　　“學以致用”在“紅鳥碩士班”有了具象化的體現。課程知識流轉到了項目實踐之中，而不同專業小組同學在項目探索中發現了新問題，又將思考流轉到了課堂之上。如此循環，形成一個學與用的閉環，直至學生在畢業時拿出一個可落地的項目作品。

　　2022年9月，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正式開學，迎來首批碩博士生。吳景深在“紅鳥碩士班”的開學第一課上，向著第一批就讀的學生們深深鞠了一躬。他說：“我們不是老師和學生，而是開拓者。”

　　開拓者們需要回答，“紅鳥碩士班”要培養出什么樣的人才？吳景深的思考是：“第一，學校注重學生軟實力的培養；第二，注重學生思維和定位問題能力的培養。最終我們希望可以培養出有戰略共識力、創新力的領軍人才。”

　　這一模式的創新對老師、學生、學校來說，意味著教育方式、課程設計、評價體系的解構與重組。這也意味著，每一個人都是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開拓者。

　　與本科生不同，部分碩博生還存在著思維慣性。一些碩士生關注的是“如何發表更多的論文？如何拿到更高的績點？如何在找工作的時候超過別人？”

　　加入到這一個顛覆性的教育模式之中，作為老師，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未來技術學院高級講師薛珂也充滿困惑，沒有教學案例和完善理論框架支撐，老師也不知道在教學中如何走出一條路。一開始，“老師茫然、學生也茫然”。

　　在進入“紅鳥碩士班”之前，薛珂曾在產業界從事半導體相關研究。被聘用為“業界導師”之后，帶著新身份進入學校的薛珂開始找尋答案，“傳統學科的學生更注重單一知識的獲取，但在企業工作之中，需要學生的溝通能力、團隊合作能力、批判思維和尋找答案的能力”。

　　他在教學中摸索著，將業界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力傳導給學生。每兩周，他與學生開會交流，查看階段性成果，了解學生對項目的理解。一個學創空間團隊就好比一個小型的項目組，有學生負責數據傳輸工作，有學生研究物流數據，還有學生關注數據安全保護問題。

　　薛珂的任務是在“紅鳥碩士班”項目式學習過程中，負責管理小組項目的實施，并對學生的可遷移能力進行培養。緊跟了兩年的“紅鳥碩士班”實踐，他發現學生的答辯狀態發生了變化，從定義問題能力到團隊協作能力，再到邏輯表達能力都有了明顯的進步。

　　“項目教學是融合學科最好的方法。”這位項目導師感慨。

　　自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建校以來，學校就設立創業中心，僅半年時間已搭建近50個師生創業項目，成立了18家公司；已與上千家企業進行產學研對接，與百余家領軍企業和知名科研機構簽訂了合作協議，與10家行業龍頭建立了聯合實驗室。

　　倪明選提到，“學校緊扣社會和產業發展需求，堅持與生俱來的創新傳統，鼓勵師生開展有產業價值的研究”。

　　這是一個創造歷史的機會

　　這座占地約1.1平方公里的學校，地理位置特殊，從香港乘坐高鐵到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只需要半小時，從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到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只需要1個小時。更讓人興奮的是，這所學校正對接南沙科學城不斷發展的重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

　　兩年前，《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提出，要強化粵港澳科技聯合創新，打造重大科技創新平臺，培育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推動國際化高端人才聚集。其中提到，到2025年，南沙粵港澳聯合科技創新體制機制更加完善，產業合作不斷深化，區域創新和產業轉化體系初步構建；青年創業就業合作水平進一步提升，教育、醫療等優質公共資源加速集聚，成為港澳青年安居樂業的新家園。

　　5年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改革步伐加速邁進，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我國經濟活力最強、開放程度最高的區域之一。軟硬聯通，科創發展，協同融合，縱深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正抓住改革開放的大機遇，潑墨揮筆寫好大文章。

　　倪明選說：“依托大灣區內制造業的成熟積累，以南沙與港澳全面合作為契機，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將著眼于補齊南沙與香港協同發展的完整科創生態鏈條。”

　　耶魯大學博士畢業的王澤宇看到了機會。盡管國內外多所高校拋出了“橄欖枝”，王澤宇還是選擇加入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信息樞紐計算媒體與藝術學域、人工智能學域，成為一名助理教授。

　　被廣州南沙欣欣向榮的氣象所吸引，也被跨越學科邊界的辦學理念所打動，王澤宇知道，不同專業背景的研究者之間思維碰撞產生的火花，未來可以為研究課題提供無限的可能性。

　　這位有著國際視野的青年學者看到，世界上大多數學校會將計算機科學與藝術設計設置為獨立的院系。但他的夢想是研發人工智能賦能數字內容創作的算法與系統，用科技輔助藝術家與設計師自由地展開創作。

　　要實現這個夢想，王澤宇需要一個機會——理解藝術創作需求，和設計師、藝術家緊密合作的機會。

　　在信息樞紐計算媒體與藝術學域，他的專業知識可以幫助創作者走出對計算機算法的理解盲區，而藝術家的創作實踐也為他帶來了新的科研啟發。王澤宇把學域的合作模式理解為“一個閉環”，即在一個項目之中，不同領域的人交流合作，互相激發靈感，做出更有影響力的成果。

　　過去一年間，王澤宇團隊研發了輕量級的三維創作平臺Neural Canvas，通過集成三維草圖繪制和多種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來輔助三維場景的原型設計。這一系統將三維草圖作為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新模態，提高了三維場景搭建的效率和質量，并探索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未來研究的新方向。這一成果獲得了國際人機交互領域專家一致認可，發表在了人機交互國際頂級學術會議ACM CHI 2024上。

　　這讓王澤宇感受到了融合學科給科學研究帶來的“超能力”。他成為融合學科建設的“創業者之一”。在他的課堂上，沒有學生可以一聲不吭悶頭聽講。王澤宇要求學生既要培養批判性思維、敢于表達自己的見解，又要具有團隊精神、與不同專業的同學組隊合作完成課程設計。

　　走在校園里，這位年輕的教師時常感覺自己與這所充滿生命力的學校一起成長。他說：“參與感很強。我在這里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和學校共同成長。”而同頻共振的原因是，他們都對開創一個創新性科研教學模式充滿期待。

　　“這是一個創造歷史的機會。”倪明選說。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潔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