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你們已經聽出來了，我的發音有點不一樣。”3月4日，在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首場“委員通道”上，患有重度聽力障礙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理事楊洋一字一句慢慢講述著，努力讓表達更清楚。“聽不見聽不清，導致我無法矯正自己的發音。聽力殘疾是一種隱性且容易被誤解的殘疾，就像有一面透明的‘玻璃墻’，隔斷了聽力殘疾人和其他人之間的連接。”曾經，這面透明的“玻璃墻”，擋在楊洋面前許多年。

　　令她感恩的是，這些年來，國家推行的康復和融合教育取得巨大成效，“十聾九啞”已漸成歷史。“融合教育讓我變成更好的自己。”被光照亮的楊洋，希望讓這束光照亮更多人。這些年來，楊洋積極推動科技助殘和信息無障礙環境建設，她希望有一天，這道“玻璃墻”能被徹底打破。

　　“融合教育，讓我看到了更多元的世界”

　　四歲起失聰，楊洋的每一個求學階段，都因為聽力障礙，經歷了從“不收”到“試讀”再到“隨班接受普通教育”的過程。許多事情不是有希望才努力，而是努力了才有希望，楊洋的求學之路，是一場與父母共同經歷的乘風破浪之旅。

　　如何讓孩子在無聲的世界里接受平等的教育，是每個有聽障兒童的家庭面臨的問題。求學階段的開始，楊洋父親曾去杭州當地的聾人學校了解情況，與父親的預期相比，教學質量不盡如人意是他徹底放棄特殊學校的原因。聾校老師坦言，在聾校接受義務教育后畢業的學生的知識水平，相當于普通學校小學三年級學生的知識水平。楊洋的父親很喜歡看書，他告訴女兒，書中有很多的故事，即使她聽不見，他也希望女兒能與書相伴。

　　為了讓女兒在普通小學順利入學，在楊洋入學的前一年，父親就把小學一年級的課本買回家，親自教女兒學習。盡管提前一年預習，入學面試時，楊洋還是被第一所小學婉拒了。直到在第二所小學遇見一位好心的班主任，看到楊洋的筆試結果，愿意招收試讀。

　　入學之后，困難才真真切切擺在楊洋面前。因為聽不清聽不見，同學們埋頭做題、舉手回答問題，楊洋只能呆呆地坐著，課堂上輸入的知識幾乎為零。父親愁得睡不著，如果能了解到課堂上的內容、校園里的動態，或許能幫助女兒學習知識，融入校園。

　　每天放學，父親總會把楊洋和班級里與她要好的小伙伴接回家一起玩，從小伙伴的口中，父親了解到老師的講課內容、布置的家庭作業、校園里發生的新聞。送走小伙伴，父親就把老師上課講的內容教給楊洋，再輔導她做作業。

　　轉眼，六年的小學時光在父親的陪伴下度過。隨著年級的升高，課程難度逐漸加大，由于聽力障礙，老師講的課楊洋聽不懂，楊洋說的話老師聽不清。初中入學，普通學校拒收，再次成為了橫在這個家庭面前的一道難題。有人建議，還是給孩子找個特殊教育學校吧。

　　但父親的堅持改變了楊洋命運轉動的軌跡，在父親的強烈要求下，學校答應先讓楊洋試讀一個學期，根據考試成績決定是否適合留在普通學校學習。

　　也是從那時起，楊洋開始有意識地在老師上課時盯著他們的嘴唇，久而久之，她學會了通過口型分辨對方說的話。初中三年級的時候，一次老師點了舉手的楊洋回答問題，回答后，老師的一句話讓楊洋激動萬分。“初一，我和這位同學互相聽不懂對方說話，但現在她可以聽懂課堂內容了，我也可以聽懂她講話了。”

　　楊洋第一次覺得，她與老師、同學之間一道隱形的“玻璃墻”被打破了，打破這道“玻璃墻”的“錘子”，是父母的堅持，是融合教育......

　　在楊洋看來，融合教育讓她看到了更全面、更真實的世界。即使有聽力障礙，她依然是這個世界里平等、普通的一份子。初中時，因為學習成績優異，且可以通過看口型，寫書面語等方式跟同學們交流，下課時經常有同學拿著練習冊向楊洋請教問題，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原來自己還可以幫助別人，自己如此有價值。

　　同學告訴楊洋，是她讓同學們知道，人與人之間有所不同，卻又如此相同。即使楊洋聽力存在困難，但大家依舊可以坐在同一間教室聽講，玩一樣的游戲，看同樣的熱播劇。小小的教室里，全面多元的世界，在孩子們面前展開了。

　　如今，越來越多的聽障兒童、青少年，在融合教育的浸潤下，尋找著人生的新可能。“這個社會更加包容了，更加理解殘障人士了。”楊洋說。

　　推動信息無障礙環境建設，讓無聲世界也“有聲”

　　接打電話是聽力障礙者常遇到的難題。楊洋記得，她剛參加工作時，手機還沒有普及，看到BP機上的漢字顯示后，她只能拜托別人給對方回電話，或是找對方當面談。

　　吃飯、上學、坐車、刷手機，健全人的世界里，耳朵在不斷接受信息。從最早的模擬助聽器，發展到現在的數字助聽器，人工耳蝸，FM無線調頻輔聽設備等，科技的進步讓聽障者不再深陷無聲世界。但如果有些信息在接收環節被遺漏，這個世界對于聽障者來講依然渾沌。他們希望依靠科技，補齊缺失的“臺階”，讓無聲的世界“有聲”。

　　“這個問題在三年前得到了解決，對我們整個群體來說都是一個特別好的突破，又一層玻璃墻被打破了。”楊洋說。如今，語音轉文字逐漸成為聽障群體的“剛需”，聽力殘疾人口語使用者、手語使用者還可以使用文字轉語音來幫助自己說。聽障群體的職業類別得到了極大拓展。

　　近些年來，楊洋見證著，科技正在推動更多不可能變成可能。不久前，中國聾協與多家單位共同推出“暢聽王卡”，能夠協助聽障人士接打電話顯示實時字幕，目前已幫助一百多位用戶成功報警、獲得急救服務，得到了幾十萬聽障朋友的使用和廣泛好評，讓聽障朋友不光聽得清，而且“看得清”。

　　將信息無障礙環境建設的觸角深入社會的方方面面，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楊洋提交了一份《關于司法系統為聽力殘疾人推廣庭審錄音錄像、智能語音識別同步轉換文字記錄的提案》。

　　“目前在司法系統，對聽力殘疾人的信息無障礙支持，大多還是傳統的手語翻譯援助。”楊洋說。

　　2019年龍盈特大非法集資案在長沙開庭，涉案當事人中，8人是聽力殘疾手語使用者，法庭給配備了手語翻譯。庭審期間，聽力殘疾當事人申請除了手語翻譯支持以外，增加全過程實時字幕支持，以保證全面獲取語音信息，申請獲得法庭通過。

　　“手語翻譯中無法表達的法律術語和責任細分，實時字幕能夠輔助表達更精確。”在一次與上海高院工作人員的交談中，楊洋得知，上海高院自2020年開始，便開展庭審記錄改革試點工作，運用區塊鏈存證、智能語音識別同步轉換、全程錄音錄像等現代科技手段，改革庭審記錄方式，完善庭審記錄內容。目前上海全市法院已經改革完成。

　　“智能語音識別同步轉換，保證了聽力殘疾人迫切需要的實時字幕效果，萬一有方言和普通話帶口音的狀況，也能有專人負責現場文字糾錯。我希望能夠把上海的優秀經驗推廣出去，讓聽力殘疾人的司法權益更加有保障。”楊洋說。

　　　被光照耀，也希望成為光照耀別人

　　“被光照耀的我們，也能成為光照耀別人，被別人需要。”“委員通道”上，楊洋說到這里，聲音哽咽，在場聽眾為之動容。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發生了不少讓楊洋心頭一暖的事。“因為我做了人工耳蝸植入手術，身體里有植入體，按照大會規定，需要提前報備。因此在報備的時候，我也說明是看口型交流，可以接打電話。”楊洋說，“在駐地賓館，我接觸最多的是所在小組的秘書，他們跟我溝通時，無一例外都注意先摘除口罩跟我溝通，方便我看口型。讓我非常感動。而其他的委員和工作人員在了解我的需求后，也都很自然摘除口罩跟我說話，讓我完全不用擔心溝通的問題。”

　　兩會上提供的無障礙服務同樣讓楊洋感到欣喜。“委員席安裝有同聲傳譯設備，有聽力障礙的委員可以登記領取專用耳機。我領取耳機后，開會時注意到座位上的設備設有耳機插孔，將會議專用耳機插入插孔，即可使用。而我的助聽輔具，也有一個FM無線調頻輔聽設備，它的音頻線插頭跟專用耳機的是一樣的。我把它插入插孔后，開會時，大會通過話筒傳輸出去的聲音，就通過這個輔聽設備直接傳送到我的助聽輔具之中，就好像在耳邊說話一樣，聲音圓潤清晰。”楊洋說。

　　“被光照耀的我們，也能成為光照耀別人，被別人需要。我們自己發聲，參與推動無障礙環境建設立法，參與社會共建。我們希望讓這個社會更加包容，更加美好，更加適合所有人的溝通和居住。”“委員通道”上，楊洋說到這里時，聲音哽咽，卻分外有力量，她希望把這份力量傳遞給更多的人，希望通過自己的發聲，鼓勵更多人做內心強大的自己。

　　記者：安俐　顧靚楠（實習）　趙熳（實習）　谷曉涵（實習）　黃伊欣（實習）

　　文案：安俐　駱燕（通訊員）　顧靚楠（實習）

　　制圖：黃伊欣（實習）　谷曉涵（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