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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說，深圳等經濟特區的發展是中國模式的縮影。過去40年的成功經驗表明了中國道路的成功，而它們在未來幾十年里的表現將更令世界矚目。中國經濟正處在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經濟特區在其中將提供怎樣的經驗和帶動示范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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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中國夢”是從深圳起步的，孫大陟就是其中之一。留學回國后，他選擇在深圳一所新興大學中做科研，這是他第一次踏足深圳。“如果要實現‘美國夢’，我會選擇留在美國，但如果是‘中國夢’，我更愿意來深圳�！彼�說。

　　脫口秀演員李誕曾經調侃，中國其實有四個一線城市，但為什么總有人說逃離北上廣？這會不會是深圳政府引進人才的一種策略？雖然這只是個玩笑，但深圳的年輕、包容、多元確實與眾不同。一句“來了就是深圳人”，被認為是深圳城市活力的最佳注解。

　　從1980年被劃為經濟特區開始，憑借著這股活力，深圳以近30％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發展，直到2018年，它的GDP超過了一河之隔的香港；2019年，深圳人均GDP突破20萬元，位列全國第一。

　　很多人說，深圳等經濟特區的發展是中國模式的縮影。過去40年的成功經驗表明了中國道路的成功，而它們在未來幾十年里的表現將更令世界矚目。中國經濟正處在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經濟特區在其中將提供怎樣的經驗和帶動示范效應？

　　新時代有新使命。201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對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提出的五個戰略定位——高質量發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標桿、可持續發展先鋒。

　　隨后，深圳提出“五個率先”重點任務，全面開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新征程。為未來發展探路，在創新中求索。

　　40年，深圳做對了什么

　　1979年對深圳來說是關鍵之年。“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這一年，鄧小平說出了他流傳最廣的名言之一。

　　時年3月5日，國務院正式批準廣東省寶安縣改設為深圳市。把靠近香港的深圳鎮作為城市的名字，意味著它從誕生之初就要對標香港，還要對標國際上的一流城市。“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很快響徹了這片熱土。

　　福建、江西等周邊省份的人紛紛南下。左右家私有限公司副總裁洪曉山記得，當時來深圳還需要辦“邊防證”，辦手續不方便，但大家都知道“這里能賺錢”。

　　洪曉山是1993年加入左右家私的，此前他在深圳的一家臺資企業工作，這是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他說，所有人都鉚足了勁兒干活，小作坊式的企業遍地都是，“我們老板當時一個人一天就能做出一件沙發”，而做沙發的原料都得托人從香港背過來。只要法律沒有禁止，企業就想盡辦法擴大產量、提升效率、開拓市場，這就是當時的深圳。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李津逵告訴記者，深圳對中國改革開放作出的最大貢獻，不只是對外開放，而是以市場經濟的方式對外開放，這讓創新、市場等概念深入人心。

　　在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看來，華為的成長，得益于深圳這方創新創業的熱土。上世紀80年代，深圳出臺全國首個《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鼓勵高科技人員以技術專利、管理等要素入股，任正非憑此創辦了華為。

　　萬科創始人王石倒賣玉米賺錢的故事更為人所熟知。他在自傳中寫道：1983年，當我從廣州踏上開往深圳列車的那一刻，興奮、狂喜、恐懼的感覺一股腦兒涌了上來，手心汗津津的。

　　靠著倒賣玉米，王石賺了3.9萬元。當他騎著自行車奔向碼頭交貨收錢時，還特意在自行車后面裝了兩個結實的塑料袋，就是為了卸貨后直接裝錢。但出乎意料的是，對方給了他一張銀行轉賬支票。這張支票成就了王石的第一桶金，也讓他知道了財務對生意的重要性。

　　類似這樣的案例在經濟特區設立之初有很多。回顧頭40年的發展，很多人會問：深圳做對了什么？學者的答案高度相似：創新。時間觀念、競爭觀念、市場觀念、契約觀念等在深圳形成，成為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精神力量。

　　只有這里才能“成就”

　　即使是在兩位數增長的階段，對中國乃至新興經濟體的快速發展都不乏質疑。因為許多奇跡的創造，不能依據西方經濟學作出解釋。1994年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亞洲奇跡的迷思》一文中寫道：亞洲的成長是靠流汗，而非靈感。這種“汗水成長模式”面臨天然的局限：就業率不可能一直提高，資本積累終將遭遇收益遞減，“他們的發展會慢下來”。

　　但克魯格曼只預見了開頭卻無法看到結尾。近些年，對高質量發展之路的求索，讓中國早就突破了“汗水成長模式”。在這一進程中，深圳等經濟特區同樣是先行者，由代工基地到高科技創新創業的搖籃……不僅實現產業鏈由低端向中高端遷移，而且成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試驗田與先行者。

　　目前，世界上一半的電子制造能力基于中國，而中國的大部分產能集中在珠三角區域。硅谷的很多創業者說過，中國的優勢不僅僅是規模，還有產品的多樣性和成熟度。即使是硅谷也無法媲美珠三角的硬件創新速度，以及它在規模和效率上的獨特融合。這就是為什么世界上大多數技術巨頭都在中國生產設備。

　　孫大陟已經感受到深圳的變化，如果仍是過去的“純代工”，這座城市對他是毫無吸引力的，自由的科研環境、完備的產業基礎和城市的創新活力對他來說至關重要。

　　回國后，他加入南方科技大學，做高分子材料和納米材料研發工作。他說，深圳正在轉型，高質量發展已融入城市的方方面面。

　　比如南方科技大學旁邊原本有一片工業園區，園區里的企業從事玩具、設備儀器等低端的產品加工制造。兩年多前，政府決心騰籠換鳥，將這塊地給了學校，籌建一批高端技術聯合實驗室。

　　而企業在這方面的行動一點也不落后于人，“他們在頻繁尋求和我們的合作”，孫大陟說，現在他幾乎每天都要接待一兩家企業，他們希望自己的技術和產品能升級。

　　“過去很多企業不重視研發，因為他有訂單、有設備就能做生意，但是現在低端加工不行了，利潤越來越低，倒逼大家去升級產業。”在深圳，孫大陟真切感受到產學研融合的緊密程度。

　　2014年，時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深圳拜訪大疆創始人汪滔，他問了汪滔三個問題�！澳阍诔砷L中，香港科技大學為你做了什么？”“你在創業中，深圳為你做了什么？”“假如香港具備了深圳的現有條件，大疆公司可不可能遷往香港？”

　　對于第三個問題，汪滔的回答是，大疆只設計，不生產，大疆的每一個螺絲釘都是外包的，而全球最好的產業鏈分工在深圳，最優秀的工程師在深圳。言下之意，只有深圳能成就大疆，大疆也只能留在深圳。

　　高水平對外開放

　　在發展的新階段，矛盾可能變化，但困難卻不會減少。同其他城市一樣，深圳也在遭遇“人口紅利消失”的挑戰。

　　2018年，華為將部分產業轉移到東莞。彼時，有記者向任正非提問，“您覺得深圳未來的危機在哪里？”任正非說，“（制造業）會分散，會去低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終會摧毀你的競爭力。而且現在有了高鐵、網絡、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時代已經形成了，但不會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制造業的外遷是把雙刃劍，轉型成功與否和高質量發展息息相關。站在特區40年的節點上，201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全文12次提及“開放”，28次提及“創新”。

　　意見出臺后，深圳的回應是：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緊緊抓住“港澳”和“市場”兩大關鍵環節，全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在接下來一段時間，深圳將推進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深港澳規則銜接、前海新一輪改革開放、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視同境外”、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等灣區重點任務取得重要突破和積極成效。

　　同時以大灣區企業和居民需求為出發點，充分征集深港澳各方反應最強烈、最集中和迫切需要推動解決的規則銜接障礙，聚焦在促進營商環境優化、科技創新合作、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司法領域合作、港澳居民在深就業生活便利化、民生領域合作等方面先行先試，初步提出深港澳規則相互銜接政策措施71條等。

　　深圳堅信改革開放的力量。李津逵認為，“對外開放是中國最大的內需”。他說：“如果一些國家要封閉，我們就應該更開放。”

　　任正非此前也撰文指出，人類社會正處于新理論、新技術再一次爆發的前夜。發展潛力巨大，但也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他說，很多問題依然存在，但開放創新是最好的解決之道。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均斌 劉芳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0年08月27日 0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