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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在線長汀6月19日電（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見習記者 朱彩云）90多年前，24歲就當醫生的傅連暲常常感到苦惱，“我們的國家為什么變成了這樣？”

　　1925年，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當時在汀州福音醫院任醫師的傅連暲，帶頭簽名通電全國。迫于反帝聲勢，來自英國的福音醫院院長離開了汀洲，31歲的傅連暲被推為院長。

　　這個為教會工作的人自小聽慣了博愛與友善，直到和紅軍接觸，才發現“他們不只愛朋友和家庭，而且愛祖國和人民大眾”。

　　后來他放棄“飽食無慮”的生活，隨軍遠行，成了最早為紅軍服務的醫生，被稱為“紅色華佗”。他也喜歡上了在蘇區的生活，“這個生活有民族的目的，而不是只為了謀生”。

圖為傅劍平介紹叔公傅連暲，手指處的黑衣服者為傅連暲 朱彩云/攝

　　從戰爭走向和平，傅連暲最熱愛的事還是當醫生。1927年，南昌起義的槍聲響起，傅連暲的福音醫院收治了一群特殊病人，他們是經過汀州的頭一批革命軍，這300多名傷員里就有徐特立和陳賡。

　　當時的徐特立50多歲，剛剛加入共產黨，任起義軍第三師政治部主任。10年后傅連暲接受外國記者采訪時，回憶與徐特立交談后的心情，“很詫異，那年我33歲，可是自己有時竟想到：青年時代已經過去了”。徐特立的一句“50歲，正是做事業的時候”讓他深受觸動與啟發。

　　實際上，太多的共產黨人闖入了傅連暲的從醫生活。

　　最早認識的閩西地下黨負責人鄧子恢告訴他：“不管你是醫生還是什么人，不管你信仰基督教還是信佛，你首先必須明確：是一個中國人，對于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不能不管。”周恩來也給他講醫療與政治、經濟，政治同科學的關系。

　　從1927年開始，傅連暲接觸的共產黨員不下10位，其中就包括羅化成、惲代英、陳賡、徐特立、譚震林、鄧穎超、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等。

　　“我把這些為革命流血的傷員醫好了，也把自己的苦惱醫好了”。這個曾經一心想要醫學救國的內科醫生，開始覺得“眼前清楚多了”，也開始思索治病與救國的關系，到了1934年，甚至選擇了隨黨和紅軍一起長征。

　　直到傅連暲去世多年，侄孫傅劍平才知道這位在北京當官的叔公有多么“歷盡艱險”，母親嘴里“瘦得像竹竿”的叔公居然走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我母親見過叔公，一副傳統文人的樣子”。傅連暲的醫科學生鐘有煌曾這樣描述老師：“文質彬彬，說話輕聲輕語，做事輕手輕腳。”

圖為傅劍平舉著叔公傅連暲的相片。 朱彩云/攝

　　長征出發那天，長子和女婿為傅連暲送行。長子傅維光喊著“送爸爸上前線打仗”，傅連暲回答：“爸爸只會打針還不會打仗呢。”

　　一些史料記載了傅醫生初入紅軍隊伍的境況。一次長征途中，部隊行軍在蜿蜒山溝里，一架敵機突然就從兩山中竄出來，一頓機關槍掃射。偷襲之快，連部隊防空號都沒來得及吹響。傅連暲就直愣愣地站在原地，不知如何隱藏，還是趕來的周恩來拉他躲進了小樹林。“還習慣這種生活嗎？”周恩來問道，傅連暲沒有回答，只笑了笑。周恩來揮揮手，“會習慣的，誰也不是生來就會打仗”。

　　最終，周恩來說的“秀才當了兵，學會打沖鋒”沒在傅連暲身上實現，但這位體質瘦弱的醫生還是學會了騎馬，雖然鐘有煌回憶文章里說“傅醫生即使學會騎，也是騎馬水平最低的”。過雪山時為了抵御寒冷，這位患有胃病的南方人也和其他指戰員一樣，學會了吃辣椒。

　　長征路上，條件有限，傅連暲常常就地取材，治療痢疾、疥瘡、瘧疾和腿部潰瘍四大疾病，比如用子彈里的硝藥止痛救急。

　　要隨時診治傷員，還要培訓最早的紅軍醫務人員，鐘有煌后來撰文寫到，很難想像，傅醫生是如何走過來長征的。傅劍平后來收集到的叔公的文稿里記錄，傅連暲在長征中“兩次幾乎喪命”。

　　圖為傅劍平展示傅維暲1938年在延安時的相片，后一張為傅連暲的侄女傅維鈺，曾參加過南昌起義。 朱彩云/攝

　　其實傅連暲原有很多機會離開這次“死亡行軍”。

　　“他當時每月有400銀元的收入，包括給人看病的費用以及在教會醫院領的薪水，可以說全家的生活不成問題。”傅劍平說，長征開始前，有人主張送傅連暲回汀州，但張聞天來征求意見時，傅連暲還是說要跟著黨一起走。

　　這一走就讓傅連暲在革命軍隊里扎下了根，他甚至把整個醫院和自己的家產全部捐獻給黨和紅軍。1952年，58歲的傅連暲寫下《我熱愛自己的醫生職業》，近30年的從醫生涯中，他“在任何困難情況下從未想過改行”。

　　在與外國記者交流時，傅連暲曾提到過草地時困苦的“40天40夜”，坦言當時醫藥人員和給養時常受到敵人飛機的轟炸，但經過的那么多危險都趕不上“過去國民黨軍隊把我包圍，把我的親戚和學生殺死，控我是一個共產黨的同情者那樣危險”。

　　史料記載，1929年至1930年間，汀州作為游擊戰爭的區域，在紅軍手中屢得屢失，傅連暲一直對雙方傷病員“無所偏袒”。在這期間，他的堂弟、侄子、學生均被國民黨人捕獲并殺害。傅連暲曾自述，“與我有密切關系的三人均被殺了，但令我告慰的地方就是他們都是堅定不屈英勇犧牲的”。

　　如今回想叔公，傅劍平對他最早的記憶還是1959年叔公寄來自己寫的書，“讓我們這一代思考該如何安排自己的一生，不虛度年華”。那段時期，傅連暲也撰文鼓勵有志青年學醫，說自己“當年的動機是為了個人利益，是革命改變了對醫業的看法”，認為青年不應該從那種“輕松愉快”的想法出發來選擇職業。

圖為傅劍平在介紹叔公傅連暲生平 朱彩云/攝

　　據傅劍平介紹，傅連暲的大女兒傅維蓮和女婿陳炳輝均為紅軍醫務人員，次子傅維康早年畢業于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后為中醫學院教授，醫史博物館館長。

　　當年面臨人生選擇的傅劍平今年也已經70多歲了，愛國和敬業成為他現在認為最重要的東西，“不管是醫生、工人還是什么職業，做好該做的事，記住自己的國家”，就像他的叔公在31歲時聽到的那段話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