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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青年網北京3月15日電（記者 李晗 實習記者 項甜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關乎黨的執政基礎和國家社會的長治久安。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表示，五年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數量連續5年下降，有力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中也提到，2016年以來共起訴侵害在校學生的暴力犯罪1萬余人。依法懲治“校園貸”涉及的詐騙、敲詐勒索等犯罪。 

　　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會上，十二屆全國人大內司委副主任委員王勝明在談到校園暴力和校園欺凌的問題時明確表示，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建議修改《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們，為關愛和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帶來了建議和提案，關注點從法律政策到幼兒托管，從科學教育到網絡素養，從校園欺凌到未成年人遭性侵，全方位為未成年人的成長保駕護航。 

　　【完善相關法律與制度建設】 

　　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增加政府保護專章 

　　 “一個完整的未成年人法律體系，應當由三根柱子構建而成，即福利、保護和司法……福利是普惠性的，是面對所有未成年人的；保護是針對特殊情況需要重點關注的未成年人的；司法是事后的，一旦發現孩子有不良行為或者輕微涉罪，能夠通過有效的教育和矯治，讓他們重新步入社會。目前，我國制定了兩部專門保護未成年人的法律，即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我們的想法是，適時推動修改這兩部法律，將這三個內容涵蓋進去。” 

　　  “目前，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中，政府保護的內容是穿插在社會保護當中的，建議通過設立專章的形式，體現政府的職責和擔當，而且，我們國家社會發展至今，各級政府有能力也有責任去做這個兜底的工作”。 

　　  “我們不主張把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簡單以入刑的方式來懲罰，但又不能對一些有著惡劣行為的未成年人一放了之。因此，這就需要有一個中間的過渡措施，通過一系列保護處分措施來替代刑罰，比如，改革收容教養制度，加強專門學校建設，強化司法訓誡實施等。總之，應當立足于教育和矯治，而不是懲罰”。（據法制網） 

　　——全國政協委員、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部長王鋒 

　　《未成年人保護法》應明確規定家庭監護責任與國家監護制度 

　　“建議盡快啟動修改《未成年人保護法》。在‘家庭保護’（或修改為‘家庭監護’）部分增加規定，明確、細化家庭監護責任和違反職責的法律后果；此外，增設政府職責一章，規定國家監護制度，明確國家監護的主責機關和各相關部門的責任內容，明確強制報告的情形，落實強制報告機制等；在‘總則’和‘司法保護’等其他部分，完善未成年人監護制度遵循的原則，完善政法機關對未成年人監護問題處理的規定，并完善監護配套服務。” 

　　    ——全國人大代表、天衡會計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余瑞玉 

　　設立專門的少年家事法院 

　　“把家事案件歸到普通的民事審判庭審理會存在一些問題。普通民事案件大部分都是財產問題，家事案件的特殊性體現在不僅涉及財產問題，還涉及人身關系，特別是親情、倫理問題，并不是只給財產就能解決。” 

　　 “少年家事審判的特殊性導致法官需要做大量的調查、心理疏導以及判后回訪工作，現行的法院內部考核往往體現不出來，如果按辦案數、發改率等指標作為績效考核標準，很難平衡。如果能成立專門的少年家事法院，僅在少年家事法院內部進行考核，這樣更有利于調動家事法官做審判延伸工作的積極性。”（據人民法院網） 

　　 ——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李玉生 

構建全國青少年數據平臺

　　“目前全國沒有青少年違法犯罪及校園事故的統一數據統計平臺，數據收集途徑的不同，導致各地各部門收集來的數據五花八門，數據無法銜接或數據重復計算甚至出現過聽上去好像是同一項目的數據，但各家統計結果卻不盡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情況。這種狀況下，根本無法進行有效的分析，應構建全國青少年數據的統一平臺，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共享。” 

　　“平臺可以包括成年人違法犯罪年齡的分布數據、流浪兒童的全國動向分布數據、留守兒童的分布以及變化數據等不同數據。同時，數據平臺建設應合理確定不同地區的自選統計項目，比如廣東省是流動人口流入的大省，應增加一個流動兒童流入動向方面的數據項目，以全面把握政策調整、法規修訂的方向。” 

　　“同時，數據平臺應該在涉及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相關單位中予以共享，并指定共享的專門管理人，做到既保護涉及隱私數據的保密也能充分研判相關的數據。還應該設立設定相關的預警制度，一旦某個環節的數據發生異常就發出警報。對于青少年而言，無論是犯罪方面、就學工作方面還是父母流向方面，在這個數據平臺上都可以統計成數據，這樣，他們在就學、教育等權力方面就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化的支撐。”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審判庭庭長陳海儀 

　　落實留守兒童加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 

　　“目前貧困地區留守兒童的身心健康問題不容樂觀。具體表現在留守兒童長期與父母分離，親情的缺失使得他們性格趨于內向、自卑，孤僻、脆弱。個別兒童還出現抑郁自殺的情況。另外，由于留守兒童大多跟老人生活在一起。由于老人文化水平低，衛生觀念淡薄、加上居住條件簡陋，致使好多留守兒童產生了不良的衛生習慣。長期不洗澡，甚至有因皮膚交叉感染而住院的案例。” 

　　“再者，留守兒童普遍營養狀況不佳，嚴重不足者出現低體重和低生長速度的情況。還有的缺鐵引發貧血，缺鈣致使骨質松軟；在接種疫苗方面，免疫空白現象嚴重，抵抗力低下、引發部分傳染病疫情；同時，由于監護人的疏忽，留守兒童溺水、觸電、跌傷、燙傷等危及生命的意外事故時有發生。” 

　　“要通過立法來保障未成年人，尤其是留守兒童的身心健康及權益保護問題。另外，國家在對精準扶貧工作中，完善留守兒童保護制度和相關福利政策，落實留守兒童加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建立留守兒童住院醫療互助基金等慈善組織、愛心企業公共服務。”（據法晚網） 

　　——全國政協委員周秉建  

　　制定《學前教育法》 明確規定學前教育的原則和目標 

　　“目前我國的幼兒托管和學前教育存在行政監管薄弱、規范層次低、幼師整體素質有待提高等問題。0-3歲幼兒托管市場，除了在注冊登記環節有一定監管外，其他方面幾乎沒有監管。幼兒園雖有一定監管，但遠不到位，游離于監管體系之外的不合格幼兒園大量存在。” 

　　“按照學齡前兒童身心發育水平，對幼兒托管與學前教育實施分類監管，明確資質要求、權利和義務；引入第三方評估機制，形成專門監管與多元主體齊抓共管的體系，打擊違背兒童成長規律的行為。” 

　　“制定學前教育法，對學前教育的原則、目標作出明確規定，對學前教育主體資格、從業人員資質、教育場所、教育內容、教育形式、托幼機構和幼兒園及其從業人員的權利和義務等內容進行系統規范，完善學前教育法制體系。優化教育支出結構，增加對幼兒托管與學前教育的投入，提高普惠幼兒園教師待遇，增加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競爭機制，引入社會資本，滿足家長多元化需求；引導保險機構推出專門險種，建立幼兒意外傷害損害后果分擔機制。”（據中國網）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魯曉明 

　　建立全國失蹤兒童救助管理系統 

　　“多年來，經過相關部門的共同努力，我國反拐工作取得明顯成效，案發數量呈下降趨勢，但當前拐賣兒童的違法犯罪活動仍時有發生，呈現集團化、網絡化和交易快捷等趨勢，部分地區此類犯罪活動仍然比較突出。” 

　　“當前應依法加大力度，從完善法制、社會管理、源頭治理、技術防控等多方面入手，整體性推進對拐賣兒童違法犯罪活動的綜合治理，是保護兒童權利、提升社會安全感、疏解民生憂慮。” 

　　“完善刑法相關規定，進一步提高對收買被拐賣兒童行為的打擊力度，實行‘買賣同罪’；通過國家行政手段，建立全國統一的行政性失蹤兒童救助管理系統，設立常設專門協調機構，制定聯動機制，高效打擊拐賣兒童犯罪，解救尋找失蹤兒童；建立兒童人身安全的全民救濟機制，政府對沿街乞討、流浪兒童進行完全救助，從嚴從重打擊兒童乞討‘產業鏈’和幕后操縱者；調整完善現行收養制度，關愛、救濟特殊需要家庭，對不孕不育、失獨家庭實行建檔管理，給予心理關懷和行政救濟。”（據澎湃新聞） 

　　——全國人大代表、卓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閻志 

　　制定專門的《未成年人司法法》 

　　“當前，我國涉及未成年人司法的相關條文散見于多部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中，缺乏系統性，甚至存在沖突。如刑事實體法方面，仍然停留在比照成人標準從寬處罰的‘小兒酌減’思路，缺乏專門的處置措施；刑事訴訟法方面，采用的是對成年人訴訟程序‘打補丁’‘加外掛’的方式，操作性不強；關于少年司法機構設置的法律規定更是缺乏約束力。” 

　　“制定《未成年人司法法》應當以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為核心理念，同時注重將司法保護的觸角延伸到刑事、民事、行政等各個領域，注重吸納家庭、學校、社會、政府力量參與少年司法；加強對未成年被害人的保護救助；將‘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貫穿于少年司法法的始終，做好對違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矯治工作。應注重寬嚴相濟的原則，構建階梯式的未成年人處遇措施，在盡量減少刑事訴訟對未成年人負面影響的同時，對性質和情節惡劣、手段殘忍、后果嚴重的犯罪案件依法懲處。”（據東方網） 

　　——全國人大代表、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常委劉艷

　　【培養科學教育與網絡素養】 

　　設立“青少年科學發展”專項基金 

　　“科學教育培養的是才，網絡素養則應更加強調德。德才兼備的數字一代，才能夠挑起未來發展的大梁。” 

　　“在過去我那個年代，我的理想就是成為天文學家，后來學計算機，也跟科技沾邊。但你看現在，想成為科學家的孩子沒有我們當年那么多了。目前青少年缺乏對科學事業的向往，師資力量和研究成果也非常匱乏，并且存在欠發達地區缺乏接觸科技的機會等問題。” 

　　“一是設立‘青少年科學發展’專項基金。二是加強跨界聯動，鼓勵各方社會力量深入參與科學教育和網絡素養培養。三是建立‘云端實驗室’平臺和區域性科技館，系統引入第三方社會優質資源，鼓勵和引導結伴幫扶，解決偏遠地區科教資源匱乏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  

　　建立網絡信息審查機制 整治軟色情軟暴力視頻 

　　“隨著信息網絡迅速發展，網絡已經成為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所有人必需的工具。但是網絡內容卻魚龍混雜。除了可以被定性為淫穢物品的視頻、文字在當前的打擊之列外，還有一些軟色情、軟暴力，低俗的視頻、文字，雖然對成年人沒有太大傷害，但是對于心智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有很大的傷害。” 

　　“這種視頻屬于軟色情、軟暴力，還無法認定為淫穢物品，但是其顯然不適宜向兒童傳播……應建立網絡信息審查機制，要求網絡運營商必須對上傳到網絡平臺上的內容加以事前審查。上傳后收到舉報或者自行發現的，必須及時刪除、補正。對于有違規傳播行為的網絡平臺，要作為監管重點，甚至列入黑名單。”（據央視）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李穎 

　　促進兒童網絡視聽內容綠色發展 

　　“今年帶來了關于促進兒童網絡視聽內容綠色發展的建議。治理兒童網絡視頻中的有害信息有幾個關鍵點，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是在‘法治’層面，一定要有清晰明確的法律法規，對創作內容和傳播內容的主體形成有效約束。另外，也要建立鼓勵全社會關注的機制，讓更多的人來關注這個話題、參與這個話題，鼓勵更多企業、平臺參與到兒童網絡視聽內容綠色發展的工作中來。家長、學校也要強化對兒童的教育，建立線上、線下不同形式的教育渠道的方式。” 

　　“我們制作的新版《海爾兄弟》有望于今年暑假上映，希望能夠繼續發揮兒童科普的作用。由小孩子帶著家長一起探索學習科普知識，共同健康成長。” 

　　——全國人大代表、海爾集團總裁周云杰 

　　全面推進青少年科技教育培訓 

　　“青少年科技意識匱乏，缺乏足夠的科技知識教育。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科技教育方面資金投入不足，師資力量缺失等問題。第二是過度重視應試基礎文化教育，忽略科技教育和科技體驗。第三是社會教育在科技教育中還沒發揮作用。” 

　　“首先應當全面推進青少年科技教育培訓，加強專項資金支持。由中國科協、教育部等部委牽頭制定中小學生科技教育機制，將科技教育納入教學教務，成為常規體驗課程，專項資金支持，與專業的科技教育平臺合作，進行專業的培訓體驗。同時支持舉辦全球有影響力的青少年科技競技賽，科技創新從學生抓起，全面深化支持學生發明專利作品參賽。” 

　　“要規劃科技教育機構資質認證，設立專業門檻。由教育部牽頭，引導科技教育創新，規范市場，拓寬教育途徑，開展豐富的科技教育活動。從各學科教學、活動課程、課外科技活動、團隊活動等方面共同努力，將科技教育活動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制定專業機構認定規劃，同時持證培訓，專業科技教育引導。通過完善科技教務團隊，規劃科技教育課件制定，培養專業的科技教育人才，擴大青少年科技教育的教師隊伍;鼓勵大學教育及科技屆退休人士走進輔導員隊伍，開展青少年課外科技教育體系。”（據北京時間） 

　　——全國政協委員、中關村智造大街董事長程靜 

　　兜住未成年人網絡健康和網絡安全教育底線 

　　“對于大多數處于困境家庭的未成年人來說，家庭作為提供網絡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墻’和網絡素養教育第一位‘老師’的作用是欠缺的，需要構建社會支持系統，整合社會力量，來關注困境家庭未成年人的網絡素養教育。” 

　　“要大力培育網絡文明志愿者隊伍。在共青團的協調下，整合互聯網企業、高校專家、大學生、青少年家長、中小學教師、社區社工等社會力量，形成困境家庭未成年人網絡素養教育志愿者隊伍，提升困境家庭未成年人及監護人的網絡安全意識和網絡法治思維，幫助困境家庭監護人能夠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的網絡活動和網上行為，并建立良好的監護關系。” 

　　“困境家庭未成年人自身對網絡誘惑的免疫力提升，以及健康上網和安全上網的理念與行為的養成，需要形成全社會的合力機制。在政策支持層面，應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調動社會組織、互聯網企業、社區民眾參與網絡素養教育的積極性。要切實兜住困境家庭未成年人，尤其是900多萬農村留守兒童網絡健康和網絡安全教育的底線。”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出版總社總編輯林陽 

　　【關注托幼服務與校外教育】 

　　加強校外教育培訓機構資質審核 

　　“一些教育培訓機構良莠不齊，亂象叢生，缺乏有效管理，亟需加快規范課外補習市場。教育主管部門加強對校外教育培訓機構的資質管理和審核，通過制訂和完善有關政策制度使其健康有序發展；對教育培訓機構教師和工作人員進行系統的專業培訓，做好校外培訓機構的年度考核工作和年檢工作；建立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規范管理，正確引導校外教育培訓行業有序、健康發展。” 

　　“同時，還要大力宣傳非法辦學機構的隱患及負面效應，逐步提高家長和學生防范抵制非法辦學意識。反對拔苗助長式的教育方式和義務教育學校教師從事盈利性輔導，對違反規定的教師嚴格追究責任，從源頭上杜絕有償補課。” 

　　“動員社會力量廣泛參與辦學，鼓勵民辦教育機構提高辦學質量，讓有實力、有能力、有資質的培訓主體承辦培訓機構。同時發揮圖書館、書店、紀念館、文化館、體育場館、青少年宮等在校外教育培訓市場中公益性、主導性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副主任胡衛    

　　加快義務教育布局調整優化教育資源配置 

　　“城鄉、區域之間教育差距仍較大，優質教育資源總量不足、布局不合理，城區中小學尖銳的入學矛盾和大班額現象越演越烈，邊遠地區農村學校生源呈遞減趨勢，小班額問題越來越嚴重，部分村級學校甚至成為‘空殼校’，造成大量教育資源閑置浪費。” 

　　“優化資源配置，使教育布局科學合理；加大投入，完善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經費保障機制。推動人事體制改革，強化教師隊伍建設；規范管理，促進教育均衡發展。把均衡化發展作為實現教育公平的關鍵，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逐步消除區域、校際之間的辦學差距，構建均等化公共教育服務體系，提高城鄉教育一體化水平。” 

　　“通過探索集團辦學模式擴大優質教育資源，加大對民辦教育的支持，加強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宿制學校建設，加快建設免費開放的基礎數字教育資源等方式，從整體上提高義務教育的辦學水平，辦好每一所學校，努力縮小校際差距。”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副主任胡衛  

　　嬰幼兒托育服務應被納入監管 

　　“一方面，現在公辦托育中心總體數量較少，且大部分針對2到3歲的兒童，難以滿足0到3歲階段的全部嬰幼兒入托需求。另一方面，市場上絕大部分的早教機構都是獨立經營的咨詢或服務公司，均屬商業性質，缺失教育部門監管，要么托費較高，要么規范難以保障。胡衛認為，改善當前的托育服務現狀，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入托需求，已成為當前急需解決的重大社會民生問題。” 

　　“將0到3歲托育納入教育部門的監管范圍內，統籌人社、民政、衛生、工商、財政等不同部門。同時，國家需要對場地條件、設施設備、安全衛生、人員資質等提出基本的設置指標和行業標準。 

　　“衛生計生、教育、民政等部門深入研究、密切配合，大力推進3歲以下嬰幼兒托幼服務發展。一要把托幼園所建設納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之中，加大財政支持力度，明確主管部門，制定配套政策及行業標準，加強引導和監管。二要設立專項資金及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和引導市場和社會力量有序參與托幼公共服務，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托幼事業。三要加大托育師資培訓力度，鼓勵高校開設早期教育相關專業，為早期教育發展提供人才保障和專業化的服務。要發揮社區優勢，建立社區(村)托育中心，入托費一部分由個人出，一部分則由國家承擔，以減輕家長育兒負擔，還可以引進實施社區‘保姆證照’制度，由明確的主管部門監督管理。”（據新華網） 

——全國政協委員鄧紅

　　建普惠性幼兒園并實行混齡辦班制 

　　“目前，由于二孩政策全面放開，外來人口大量涌入，學前教育面臨著雙重挑戰和疊加壓力。為解決‘入園難’‘入園貴’問題，政府應通過規范管理、資金扶持、質量監控等方式，為社會提供普惠性學前教育服務。民辦園的辦園資金主要來自托兒費，如果價格過低，只能以降低教師工資等來保證成本。應聘請第三方機構核算辦園成本，科學制定普惠園限價政策。建立對普惠園成本與質量監管機制，讓政府投入的每一分錢都能真正花到孩子身上、老師身上。” 

　　“民間資本投資學前教育，辦園場地和審批是大問題。應調整幼兒園建設標準，簡化手續、優化程序、提高審批效率，讓民間力量釋放活力，激發市場潛能。鼓勵在優質大型商業綜合體、寫字樓、大型社區等非獨立場地建普惠性幼兒園并實行混齡辦班制。” 

　　“此外，幼兒園沒有規范統一的教材和教師指導用書，導致教學內容隨意性大。應編寫或指定一部教學指導用書，同時制定一個標準化培訓政策，將民辦教師也納入國培計劃，提高保教質量”。（據天津日報）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張金英 

　　加大對學前教育的公共財政投入 發展普惠性公立幼兒園

　　“首先，要加大對學前教育的公共財政投入，發展普惠性公立幼兒園。具體來說，一要加快建立完善科學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確定公辦幼兒園財政撥款標準，并納入教育經費預算；二是落實各級政府承擔學前教育投入的責任，明確公共資金保底功能；三是合理運用公共財政補貼新建普通住宅區和舊城鎮改造項目中的配套幼兒園，確保公益普惠性和產權政府所有；四是加強對農村鄉鎮和脫貧攻堅地區幼兒園建設的投入，確保學前教育在教育扶貧支持項目中的合理比重。” 

　　“其次，積極探索利用社會力量發展普惠幼兒教育服務的政策、途徑和方式方法。一是以產業基金、聯合辦學、委托管理等方式，引導社會資本和教育資源開展普惠性學前教育服務；二是鼓勵企業出資，委托質量高、社會信譽好的專業幼教力量負責舉辦幼兒園；三是對幫助解決低收入家庭幼兒入園問題的企業和機構，給與相關政策優惠和表彰；四是通過政府補貼、獎勵等優惠政策，扶持普惠性幼兒園園舍改造擴建、購置教玩具、基礎設施建設等；五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幫助普惠性民辦幼兒園降低收費標準，減少公辦幼兒園和民辦幼兒園在收費標準上的明顯差異。” 

　　“最后，要堅持制度創新，保障學前教育普惠性可持續發展。一是建立完善與職稱評聘掛鉤的幼教基本工資標準，減少編制內外待遇差異，吸引更多人才進入幼兒教師隊伍；二是加強規范幼兒園的管理和依法辦學的督管，制定幼兒園保教質量評估制度。三是支持社會資本對幼教領域投資并購，鼓勵打造普惠性品牌幼教集團。”（據光明網） 

 ——住鄂全國政協委員江利平

　　將幼兒教育納入義務教育

“由于幼兒教育不屬于國家義務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因而財政補貼相對較少,也由此導致幼兒教育收費相對較高。另外,母親放棄工作、全職看護小孩在現階段對大部分家庭來說不太現實,很多家庭面臨老人年事已高、無力照顧孫輩二孩的情況。”

　　“可把義務教育下移一個階段。將學前教育(3-6歲)納入義務教育，同時大力興辦日托(0-2歲)與幼教(3-6歲)設施，使幼兒教育成為所有家庭可以普遍享有的配套基礎設施，這有利于二孩政策得到真正的有效執行。”（據南方網）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 

　　【治理校園欺凌】 

　　加強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工作 

　　“一是要嚴厲打擊,二是要注重源頭預防。加強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工作,從源頭上減少案件發生,是對未成年人最好的司法保護。未來,期待檢察機關推動建立有嚴重不良行為未成年人的臨界預防、保護處分機制,把校園打造成最安全、最陽光的地方。”（據正義網）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第四中學校長馬景林  

　　設置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 

　　“對于防治欺凌現象的組織機構建設，設置兩級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一為校級，二為縣區級或市級。” 

　　“學校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的性質，應當是獨立的專門委員會。由校長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社區居民代表、社會專業人士（法律、教育、心理等）、政法機關代表等組成，并由有關部門確認，以增強其權威性。該委員會要明確議事規則，負責學生欺凌事件的調查、申訴、懲戒。若相關人員不服處理結果，可向上級委員會申訴，上級委員會組織學校代表、家長代表和校外專家等組成調查小組啟動復查。” 

　　“對于涉嫌犯罪的欺凌事件，要嚴格按照法律處理，就可能還涉及必要的立法跟進。如若不然，只有紙面宣示，而無法律、機制的配套支撐，治理校園欺凌或許只會消于無形。在未成年人保護法或教師法中完善對未成年人進行懲罰的措施和程序，以增強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威懾力，這也是一種對未成年人的愛和保護。” （據中國新聞網）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校長張國新  

　　【防止未成年人遭性侵】 

　　建立通報平臺舉報機制讓性侵犯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2017年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共受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27宗，主要涉及的罪名有強奸罪、猥褻兒童罪、強制猥褻罪以及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事件嚴重影響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在社會上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建議構建通報性侵罪犯的工作平臺，通報平臺需要向相關的特殊行業進行信息共享，有專人管理防止隱私泄露。比如招收教師、幼兒工作者的時候，行業規定必須要上這個平臺進行查詢應聘者是否在黑名單里面，如果在就不能招收。” 

　　“與此同時，賦予學校、村居委、醫院等單位舉報義務，重點排查未成年人赴醫院流產事件。她認為，學校、村居委、醫院等單位對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事件應予以高度重視，并建立起完善的應對舉報機制。醫院在接收到未成年人流產病例，尤其是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流產病例時，應立即向公安部門報告。公安部門應建立起規范的排查制度，對可能涉及犯罪的及時予以立案偵查。”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審判庭庭長陳海儀 

　　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涉性侵違法犯罪人員信息庫并設從業限制  

　　“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涉性侵違法犯罪人員信息庫并設從業限制，切實保護未成年人權益。” 

　　“閔行區檢察院牽頭，聯合法院、公安、教育等涉未成年合法權益的部門建立信息庫，每月將公檢法涉性侵違法犯罪人員名單推送進庫，目前已經有了成功攔截的案例，但數據庫還太小，只能在本行政區內有效施行。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涉性侵違法犯罪人員信息庫，并設從業限制，切實保護未成年人權益。”（據東方網） 

　　——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閔行區委書記朱芝松  

　　將預防性侵納入到義務教育階段教材 

　　“目前大量農村群眾通過到城市去工作來改善自己的生活，父母到城市去掙錢、去打工，但孩子又沒辦法帶到城市去，農村的教育又相對比較落后，這樣就造成了大量監護空間的缺失和法律的空缺，我感覺到這是一個矛盾比較突出的問題。” 

　　“從立法上應對《未成年人保護法》進行大量修改，建立一個必要的、嚴格的法律懲戒體系；其次是在教育上，應將預防性侵納入到義務教育階段的教材里，從社會的方方面面來保護兒童的利益。社會輿論，特別是新聞界的力量，要形成正能量。” 

　　 ——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科院副院長趙皖平 

　　公開性侵者信息隨時可查

　　“修改猥褻兒童罪的量刑幅度。有身體插入等行為則參照奸淫幼女罪，提高量刑起點；其他猥褻行為按照猥褻兒童罪一般情況量刑。另外，與陌生人相比，看護人、教師對兒童健康成長負有更大責任，對兒童實施性侵更加具有隱蔽性，同時破壞了兒童對成人的信任，對兒童身心造成更嚴重的影響，她建議在強奸罪加重處罰情節中增加‘教師、看護人、公務人員等特殊主體奸淫兒童的’。” 

　　“可參考美國、韓國等國由政府出資建立猥褻兒童罪犯的信息公開網站。網站上可隨時查詢對未成年人實施性侵犯者的個人信息，包括性犯罪者的姓名、年齡、住址、實際居住地、照片、犯罪內容等。被判處有期徒刑3 年以下的性犯罪者個人信息公開期限為5 年，有期徒刑3 年以上的公開期限為 10 年。這個方法在中國這個注重面子的社會，其威懾效果將更為強大，建議盡早實行。” 

　　“應立法強制性侵兒童者釋放后一定期限內須佩戴電子腳銬，對其進行24小時監控，并限制其進入兒童相關的特定場所。例如：韓國政府表示，從2008年實施電子腳銬起至2009年末，共有535人被佩戴電子跟蹤器。其中僅1人有再犯罪行為，再犯罪率僅為0.19%，控制再犯罪效果顯著。美國有44個州實行電子腳銬，最早實行的弗羅里達州已經實行了10年，再犯率減少了一半。”（據未來網） 

　　    ——全國政協委員、民革廣東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廣州大學副校長于欣偉